“如果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這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詩。1917年3月，二十六歲的胡適把這句話翻譯在日記中。四個月後，胡適乘坐輪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闊別七年的中國。
胡適對這句格言情有獨鍾，兩年後他在北京“少年中國學會”的演講中再度提起，並重新翻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便看看不同。”演講最後他大聲呼籲：“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胡適回國之前，對自己的人生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規劃。這一年的1月，他去費城講演，順便去看望了在華盛頓的同學朱經農。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兩人談話後的感想：“我們預備十年以後中國人有什麼樣的思想，此問題最為重要，非一人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中當刻刻存此思想也。”此時的胡適，已經立誌回國後要去影響、塑造中國人的思想了。
實際上他在1915年就有這樣的想法。他在這一年5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國人導師之預備。”這時候他已把“國人導師”作為自己的目標，並且開始為之奮鬥。四個月後，胡適結束了康奈爾大學的學業，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部跟隨杜威研究哲學。
回國之前，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已經向校長蔡元培力薦胡適為教授，甚至願意把“文科學長”的位置也讓給他。對胡適而言，進大學教書是個再好不過的選擇。他在美國與教授亞丹的談話中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
不過蔡元培看中的並不是胡適肚子裏的洋墨水。胡適晚年回憶，蔡元培決定聘請他，是因為看到了他在美國寫的考據文章《詩三百篇言字解》。這是一篇研究《詩經》中所有“言”字意思的文章。
胡適去美國時還是宣統的年號，回國已換新天，但滿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卻大失所望。國號變了，國體也變了，他卻沒看到任何新的氣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依舊死氣沉沉，古國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氣。
胡適把這些見聞寫進了《歸國雜感》。他去上海大舞台看戲，演員還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兩年前的舊古董”！而他十三歲初到上海讀書的時候，他們就占據著舞台。胡適對朋友說，這大舞台就是中國的縮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還是老戲，做戲的還是那幾張老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