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第四散文”隻能在“天空深處”。在每一個真正的詩人那裏都存在著這樣一個“過度的詮釋者”（艾柯的一個概念），尤其是在那些“我要逐漸逐漸地把速度加快”的大詩人們的晚期寫作中。經曆了一個世紀“不可能的變速”，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又重新回到我們手中要求著新世紀的歌喉和轟鳴，要求著命定被詩神選中的少數人成為“隱秘的諦聽者”和“秘密的收件人”（曼氏語），也要求著我們每一個人成為它真正意義上的“過度詮釋者”。因為在新的世界，紛亂的時代的旋轉舞動，必須用長笛來加以約束。曼德爾施塔姆本人亦預言過他自己詩歌的“世紀流亡”旅程：
“小燕子成群跨越海洋，向著埃及奮飛，四天四夜，它們的翅膀，沒有沾一滴水。”
（1915年）
而“星星的重錘將直落人間”，曼氏早在1911年就這樣寫出了自己與詩神的契合——早已斷裂的原始的聯係，/如今又一環環重新接合。好像是另一個人來到我們中間，說出了我們自己一直不願說的話——“星星的重錘將直落人間”——讓我們重新用繆斯的長笛來約束這個“喧囂的時代”，並把我們每個人都能帶回到那個“不可能的來處”去，恰如德語大詩人裏爾克在最後一刻說出的：“來吧，你最後一個，我所認識的。”
縱使我們不可能像曼德爾旌塔姆那樣“加速”或“隻有我察覺到銀河中暗淡的星群”，但我們亦能因此在我們自己的豎琴上發現巴丘什科夫的傲慢。麵對那些“天空深處”重新開口說話的朗誦者，我們應該能在荷馬般的世紀的轟鳴中聽清這樣的“變音”：
“豎琴啊！它從來，從來不曾懼怕，兄弟們手中沉重的鐵錘的震顫！”
這樣的變咅本身就是種預言，當詩人自己在剛幵張的演員咖啡廳朗誦時，他肯定已知不久後即將開始的被捕和流放。曼氏成為他自己的祖國被約束的長笛。對於那些被迫在自己的祖國裏流亡的人而言，縱使他從來不曾懼怕，種更為令人咋舌的流亡——在詩歌的語速中的流亡也同時開始了。而誰能將兄弟們手中的鐵錘變為豎琴——“如今又環環重新接合”？曼德爾施塔姆仍舊是曼德爾施塔姆，他成為了他自身，也成為了詩歌本身。曼氏的“蘇維埃頭巾”仍舊向埃及奮飛，盡管他看見了那些告密者的星星，看見了那些告密者的星星變成了大清洗的鹽，仴它的翅膀一沒有沾一滴水。這並不是另個曼德爾施塔姆在麵對詩歌，這還是原先的那一個——我要逐漸逐漸地把速度加快——曼氏終於把自己變成了我們的但丁，而豎琴也直仍在詩人自己手中，有了它我們將活過不止一個世紀，不止兩個……而在1931年6月25日這一天，詩入在寫出了這兩句詩之後，並沒有寫出另一行，即使最後在沃羅涅日在那裏詩歌是一種不可能的奢侈——“緊琴將變為告密者的旱星，變為鹽。”
麵對這豎琴的“變形記”，且讓我們每個人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不能太晚了——一隻野獸曾在這裏折磨過亞曆山大，曼德爾施塔姆自己曾這樣說過，這首題為《皇宮廣場》的詩很可能是詩人的一個自謂。我們往往習慣於說“推遲”與詩歌命中注定的相會，但問題是在哪一個時間與空間的點上“推遲”，詩歌的這隻野獸時至今日也在折麽著我們。至關重要的點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詩人，應該將自己的“晚期寫作”提早，一位意識到自己使命的詩人應該更早一些回到“詩神”那裏去，不能太晚了。而這樣的個“加速的圖書館”，我們在戈麥身上看到過。但這種“出生入死”的考驗要求的是從詩歌本身獲得重生，而不是去死（“就讓我去死吧，我將活下去”），要求的是一種頂著死亡的寫作（王家新語）。正如曼德爾施塔姆自己所言：“我們都像童話中的狼，在等待死神。”而真正的詩人麵對這切時，他的翅膀並“沒有沾一滴水”。
豎琴將變為那不朽的語言的熱鹽，曼氏引用了費特的詩句。在《第四散文》中，雯德爾施塔姆曾奇怪地寫道廣我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人會理解我。而這並不僅僅是文學的一頁，這句話像冥冥之中傳遞過來的一個詩神的“許可”，曼德爾施塔姆和其他白銀時代的偉大詩人們“允許”當代中國詩歌在近一個世紀的今天（“世紀的百年”）受惠於白銀時代那不朽的語言的熱鹽，而對曼氏詩歌的細讀性分析和過度的詮釋，則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