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許多英勇將帥，追隨著黨的腳步，一路從建軍走到最後的勝利。他們的光輝戰績都成為後世的寶貴財富。現在，就讓我們跟隨他們的視線，回顧那一段段艱辛而又輝煌的歲月。
聶榮臻：南昌起義的南下之路
八月三日，我軍開始南下。
勞師遠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驕陽似火。部隊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進，途中給養、飲水等操辦得又差，疲憊疫病，造成嚴重減員，不僅把炮丟了，其他武器彈藥也丟了不少。再加上一出南昌就跑了蔡廷鍇的一個師，部隊的情緒不能不受影響。
南下途中，經臨川、宜黃、廣昌等地，在向瑞金前進的路上，於壬田市打了一仗。這是我們南下以來的頭一仗。先頭部隊是賀龍同誌的二十軍，和敵人錢大鈞部的兩個團遭遇後就是一陣猛打，雖然把敵人打跑了，但自己也損失很大。
壬田戰鬥後，我軍進占瑞金。聽說在會昌有錢大鈞的一個師，壬田的敵人也退到會昌，我們便又集中力量去攻擊會昌。八月三十日會昌戰鬥展開，戰鬥很激烈，主要參戰部隊是二十四師和二十五師，二十軍也參加了。我和恩來、葉挺、伯承都在一個山頭上指揮。經過激烈的戰鬥，雖然擊潰了錢大鈞的主力，但我軍傷亡一千餘人，幹部傷亡也很大，陳賡同誌就是在這次戰鬥中負重傷的。
擊潰了錢大鈞的主力，我們就占領會昌。占領會昌後的一天，我正在午睡，聽到外邊又打了起來，後來知道是黃紹竑的部隊，從洛口開來，和我軍遭遇。我們一發現敵人，就組織反擊，黃昏的時候，把敵人打退了。經過這幾仗，我深感起義軍的勇敢精神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這些人都很年輕，都缺乏戰役戰鬥指揮經驗，碰到敵人就是硬拚，所以往往一仗下來，把敵人趕跑了，殲敵不多，自己傷亡卻很大。
會昌戰鬥後，我們又集結瑞金。當時，擺在我們麵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經會昌南下，由贛南走尋鄔等地到海陸豐，然後到廣州，這條路是捷徑，距離最短。但我們沒有走這條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傷員，還有許多輜重，運輸非常困難，隻好又折回瑞金，改進入閩，經汀州、上杭走水道，把傷員和輜重都裝上船，沿汀江、韓江而下，沒有碰到什麼敵人。
九月二十四日，我軍占領潮汕。可是，在向潮汕進軍的時候，竟做出分兵的決定。由朱德同誌指揮周士第的二十五師留守三河壩，箝製敵人。其實，今天看，為守三河壩而留下我們最強的主力師是完全不應該的。在潮汕，又進一步分兵，留下二十軍的第三師（師長周逸群同誌）守潮汕。這樣分散兵力的結果，造成最後向揭陽進軍的我軍主力，隻剩下十一軍的二十四師和二十軍的一師、二師（這兩個師不滿員），不足六千人，進到湯坑，與敵薛嶽的部隊遭遇，戰鬥非常激烈，相持不下。當我軍與敵人在這裏激戰的時候，黃紹竑率兩個師並指揮錢大鈞餘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壩。其目的是：攻三河壩在於箝製我軍，不使我軍南下；奪取潮州則能威脅汕頭，切斷我各部之間的聯絡，以分割我們，有利於他對我軍各個擊破。守潮州的第三師，是一個剛剛組建起來的部隊，戰鬥力差，潮州遂為黃紹竑攻占，三河壩我軍陷於孤立。以後，當湯坑我軍失利時，三河壩也發生激戰。朱德同誌率二十五師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聽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沒有到汕頭，就轉道饒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區。
湯坑戰鬥中，我們的部隊很勇敢。雙方隔著一個不大的山頭，反複拉鋸，你拿手榴彈打過來，我拿手榴彈打過去；你衝過來，我衝過去；我記得二十四師有個營長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揮部隊和敵人反複爭奪陣地，敵人衝了上來，部隊拚光了，他坐在陣地上寧死不退，與陣地同歸於盡。就這樣，經過激戰之後，敵我雙方都傷亡很大，我們精疲力盡，隻好撤出戰鬥。我們撤了，敵人懾於我軍的勇威，不敢追擊我們，也撤了。
到香港後，楊石魂同誌同省委取得了聯係，把恩來同誌安置下來治病，以後他就走了。
楊石魂走時，我們匆忙中沒問清與省委聯絡的暗號。我和葉挺去省委機關接頭，由於不清楚接頭的辦法，穿著也不像樣子，機關的同誌不曉得我們是什麼人，不與我們接頭。我們不敢在街上活動，連飯館也不敢進，就找了一個小飯攤，買了兩碗飯和一點廣東臘腸，匆匆忙忙吃完就走。到哪裏去呢？沒辦法，隻好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買了衣服、鞋子，換了換，又洗了澡，理過發，這才敢上街活動。
這裏有個笑話，我那個時候沒有經驗，不知道要帶些錢，身上分文沒有，怎麼生活呢！葉挺同誌有經驗，他身上帶著很多錢，腰裏纏了許多票子。有一回，他掏出一張一百元的港幣買東西，商人一看，說這張票子是假的。葉挺一聽生氣了，拿過票子，幾下就撕碎了。我把他拉到旁邊，低聲說，老總嗬，你怎麼這樣幹呢？人家看你這樣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隨隨便便扯了，不懷疑我們嗎！他解釋說，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懷疑我用假票子，找來警察不就更麻煩，我扯了，就沒事了。說著，我們就趕快離開了那裏。
後來，我倆又重新調換了旅館，改變了裝束，這才開始同組織聯絡。
葉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把家屬從上海接到香港。我獨身一人，活動很方便。同省委接上關係後，我就調到廣東省軍委工作。
南昌起義的主力，在湯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軍的兩個師，由於黨的工作基礎強，並沒有潰散。二十四師餘部在董朗同誌率領下，到了海豐，和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開辟和堅持了海陸豐根據地。關於二十五師的情況，在我抵達香港不久，二十五師的楊心餘來到香港，他向我彙報起義失敗後這個師的情況：他們退到武平時，遭到錢大鈞的第十八師追擊，我軍本來占優勢，但師長下令退卻，退卻行動又計劃不周，損失很大。這時部隊還有一千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支槍。退到信豐，部隊疲勞已極。由我們派出追趕部隊的趙自選同誌又沒趕到。周士第等一些師、團幹部先後離隊（周士第同誌不久來到了香港），有些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也自動離隊。麵臨這種困難和混亂的情況，朱德同誌非常堅定，他把部隊改編為四個支隊，並對大家說：“如你們不願繼續奮鬥者，可以走出，隻有十支八支槍，我還是要革命的。”我聽了這個情況，對朱德同誌深感欽佩。同時，又為他擔憂，怕部隊失去控製而潰散。我立刻把這些情況，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並建議軍委，要二十五師進入湖南，與當地農民運動會合，以圖發展。後來，這支部隊在朱德、陳毅同誌率領下，艱苦轉戰，經過贛南到達湘南，發動了湘南起義，最後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同誌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成為井岡山的主力之一。
總起來說，南昌起義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它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標誌著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新階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開始，從這時起，誕生了中國人民自己的軍隊。我們的很多幹部，也從南昌起義的實踐中獲得了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經驗及其有益的教訓。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頭來看，南昌起義也是有深刻教訓的。
首先，南下廣東的戰略方針就錯了。廣東有什麼特別好的條件非回去不可呢？沒有，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條件。廣東人民曾在反帝反軍閥的各種鬥爭中，發揮過偉大作用，但是，從“四一五”事變以後，廣東的工農群眾，特別是省港罷工工人組織，受到嚴重鎮壓，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殘，作為北伐根據地的廣東已經變色了。當時計劃以廣東為根據地重整旗鼓，再來一次北伐，處於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總形勢下，那是不現實的。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是就戰術方麵講的，而戰略上錯了，就會造成嚴重的損失，南征失利，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起義勝利後，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圍消滅的危險呢？我看不會這樣。事實上，形勢並沒有這麼嚴重，敵人也沒有那麼厲害。就敵情來說，一個是朱培德的第三軍，一個是程潛的第六軍，再就是張發奎的剩餘部隊，總共就這些力量。程潛的第六軍，主力沒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隻有其一個團；朱培德的第三軍已被我們消滅一部，餘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攏來，需要一段時間，就是他集中起來，這支部隊戰鬥力也不強，容易對付；至於張發奎的部隊，我黨的力量很強，各團都有一些黨員和農協會員。這次除參加起義的部隊之外，他剩下的部隊就不多了，隻有十二師和二十五師的七十四團，這兩個師中也有我們的不少同誌。因此，張發奎的部隊也是不難對付的。
為什麼一定要南下？當時還強調占領海口，以爭取外援，今天看，這種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對頭的。
本來，我們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贛農村地區，把我們的力量展開，麵向農民，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我們就能夠推動土地革命，開展遊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當時國民黨內部並不統一，新軍閥互爭雄長，矛盾重重，隻要我們善於利用他們的矛盾，是可以不斷消滅敵人，各個擊破他們的。當然，這隻是現在的設想。實際上，當時我們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沒有認識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農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麵，起義軍的成分很複雜，沒有進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因此，要這樣做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雖然如此，但南昌起義的大方向，即用武裝鬥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隻是由於我們黨還年輕，我們這些人也年輕，缺乏鬥爭經驗，特別是武裝鬥爭的經驗，因而，遭到挫折和損失是很難免的。
——摘自《聶榮臻回憶錄》
葉劍英：大革命失敗與廣州起義
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後，又一次震動世界的城市武裝起義。雖然，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具體情況下，起義本身遭到了失敗，但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連接起來，是中國革命由共產黨單獨領導的偉大開端，也是中國無產階級從城市轉入鄉村，建立與鞏固工農聯盟的勝利起點。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社會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對這個變化有著決定影響的，就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黨從誕生時起，就不斷地向全國人民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這些主張，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和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出現，馬上得到千百萬人民的熱烈響應，也給從事革命三四十年而沒有取得勝利的孫中山以很大的影響。孫中山和一部分進步的國民黨員接受了共產黨的政綱，改組了國民黨，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在共產黨幫助下創辦了黃埔軍校，建立了有共產黨參加的革命武裝。在這個基礎上，孫中山以及改組過了的國民黨依靠廣大革命群眾的支持，鎮壓了陳炯明的叛變，消滅了形形色色的軍閥，安定了兩廣局勢，使後來的北伐革命有了鞏固的基地與後方。
一九二六年七月，轟轟烈烈的北伐革命開始了。在共產黨的影響與推動下，北伐軍士氣昂揚，所向無敵，以破竹之勢，直驅長江流域。但是，正當革命蓬勃向前發展，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時，帝國主義代理人蔣介石卻把槍口轉向革命。不久，武漢的國民黨也公開叛變革命，並與蔣介石合流。國民黨叛變革命以後，就以蔣介石為中心建立了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統治。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殘酷的殺害，已經取得了巨大勝利的大革命遭到嚴重的挫折。長江流域形勢一落千丈。許多意誌薄弱的人，被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嚇倒，向反革命投降，倒向南京方麵去了。廣大的工農群眾和革命士兵，以及革命知識青年，遭此嚴重打擊，因而義憤填膺，但找不到前進的方向。形勢的發展給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個緊迫的任務：共產黨必須挺身而出，高舉自己的紅旗，甩開一切動搖分子，把一切革命的力量團結起來，單獨地領導廣大工農群眾，粉碎反革命的猖狂進攻，繼續奮鬥下去。南昌起義就是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動。
南昌起義大大鼓舞了從武漢退出的共產黨員和一部分進步武裝，使他們從黑暗中看到了一線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並跟著南昌起義部隊的足跡，紛紛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準備以廣州作為根據地，重整旗鼓，待機再起。
隨張發奎南下的由原武漢軍校改編的第四軍教導團，南行至九江，曾引起張發奎的猜疑被繳了械。學員們的思想十分混亂，唯恐張發奎也效仿蔣介石來個“清黨”，大部分人準備逃亡。經過一番鼓動工作，並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學員們的情緒才安定下來。於是，重新集合起兩千多人，繼續南下。到達萬安，有些人提出就在萬安舉行暴動，把二十六軍的槍械收繳後與南昌起義軍會合。當時團黨委認為應該先鞏固這支武裝，待進到敵人的心髒——廣州之後，再舉行起義。這一方麵是南昌起義軍已經南下，沒有聯係，行動起來孤立無援；另一方麵也考慮到廣州是北伐軍的根據地，人民素有革命傳統，在那裏舉行起義，不但有比較堅實的群眾基礎，而且給敵人的打擊也會遠遠超過萬安。為此，團黨委決定教導團繼續隨張發奎向廣州進發。
十月間，第四軍趕跑了桂係軍閥，進駐廣州。
自國民黨叛變革命後，廣州雖然也為反革命的勢力所統治，但是，經過大革命鍛煉的、覺悟了的廣州工人、農民和一部分愛國青年知識分子，並沒有被白色恐怖嚇倒。相反的，他們團結得更加緊密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進行著英勇的鬥爭。我們回到廣州後，更加鼓舞了他們的鬥爭情緒，革命的氣焰日益高漲。被國民黨破壞的工會組織又恢複起來了，遊行示威的聲勢越來越大，郊區的農民運動也有新的發展。
廣州的革命群眾曾對張發奎抱著很大的幻想，他們渴望著由北伐軍剩下的最後這支武裝能領導他們繼續革命。南下時，張發奎也還表示願意回廣東繼續革命，可是當他看到廣州人民這種高漲的革命氣焰時，卻又動搖了，最後終於脫下了假左派的外衣，並與汪精衛勾結一起，在廣州市內大肆鎮壓工農運動，捕殺共產黨員。這個一度曾是全國革命燈塔的城市，而今也為反革命的陰雲所籠罩，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力量遭到了嚴重的摧殘。麵前的事實清楚地告訴了共產黨人：隻有拿起武器領導工農群眾起來暴動，否則革命力量必將受到殘酷摧殘。十一月二十六日廣東省委根據黨中央指示，做出了在廣州發動工農兵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
一年多以前，一個熱火朝天的北伐革命，猶如燎原之火，從廣州燒到南昌、燒到武漢、燒遍了整個長江流域。而曾幾何時，由於帝國主義的幹涉，蔣介石的叛變革命，這股燎原之火幾遭撲滅，僅剩下星星火種！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人民，在此曆史緊要關頭，繼續高舉革命大旗，把這星星之火，又從武漢燒到南昌、燒到南方各省、燒到了北伐的策源地——廣州。
當時張發奎統治下的廣州，正處於不穩定狀態：陳銘樞部由汕頭向廣州進軍，黃紹竑部在梧州集結，也有進襲廣州的模樣。張發奎不得不集中全力來鞏固自己地盤，決定先對付桂係，然後再對付陳銘樞，於是任命黃琪翔為前敵總指揮，把所有的兵力調離廣州，開赴肇慶、梧州一帶，與黃紹竑作戰。同時又把繳了槍的教導團重新武裝起來，以防守廣州。廣州實際上隻有教導團及新編成的一個警衛團和一部分警察武裝，敵人內部非常空虛。
這是舉行武裝起義的大好時機。廣東省委看到這一形勢，立即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加緊起義的準備工作，把各個工人組織統一組成工人赤衛隊。並秘密地發給武器，把他們武裝起來；通過黨的關係，把大批黨的軍事幹部和省港罷工工人秘密地派進警衛團，使警衛團基本上掌握在我們黨的手裏。十二月七日，“行動委員會”秘密舉行工農兵代表大會，選出執行委員會，決定十三日起義。
廣州工人階級高漲的革命氣焰，引起了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注視與警惕，再加上他們得到了我們要在廣州起義的消息，便加緊從中破壞。在帝國主義與南京國民黨的授意下，張發奎匆匆調回了前敵總指揮黃琪翔，並準備解散教導團；同時在十日宣布特別戒嚴令，日夜不停地檢查戶口。遠離廣州的反動軍隊，也開始向廣州活動。在此情況下，“行動委員會”不得不把起義時間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二時許，被反動派稱為“赤子赤孫”的教導團學員，在槍斃了張發奎派來的特務參謀長和一些反動軍官後，立即投入了市內的戰鬥。與此同時，潛伏在市內各地的工人赤衛隊，猶如萬箭齊發，攻向各個指定的目標；警衛團也在團長梁秉樞率領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動軍官和士兵的武裝後宣布起義。僅一個多小時，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即粉碎了敵人在鐵甲車掩護下的負隅頑抗，攻占了最堅固的反動堡壘公安局，並在那裏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其他各路起義隊伍，也先後占領了無線電局、郵政局、各區警察署，以及其他國民黨的黨政機關。紅旗幾乎插遍全市，大街小巷掛滿了紅布橫額，牆上寫滿了工農革命的標語。僅僅幾個小時前被反革命陰雲所籠罩的廣州，現在又變成了沸騰的、洋溢著勝利的廣州了。
必須指出，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使起義軍處於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國主義，除了出動炮艦不斷向我市區轟擊外，還派海軍陸戰隊在長堤一帶登陸。法帝國主義也參加了這一幹涉。在帝國主義軍艦的掩護下，市內反革命部隊向我展開了猛烈的反撲。廣州郊外的敵人，也準備前來增援。起義開始後不久，起義總指揮部討論了當前局勢，當時曾提出：應該迅速停止槍聲，建立市內的革命秩序，對一切尚未攻下的殘餘據點，應包圍監視，在政治上瓦解他們，爭取他們；應該以教導團為基礎，迅速擴建軍隊，把工人赤衛隊和教導團合編成立三個師；將戰線推向郊外，發動農民，組織農民隊伍，以便迎擊前來增援的敵人。大家認為這些措施是正確的，可惜時間已不容許我們這樣做，敵人在帝國主義軍艦的幫助下進展很快，我們還來不及在市內建立革命秩序，來不及以教導團為中心擴編武裝力量，更來不及把戰線推到郊外，敵人已從三麵圍上來了。從江門趕來的薛嶽部，從韶關趕來的許誌銳部，以及從石龍趕來的李漢魂部，很快又搶占了市內主要據點。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經三晝夜英勇奮戰的起義部隊，不得不撤出了廣州。
大革命的失敗，固然是由於國民黨的叛變和帝國主義的幹涉，但從工人階級政黨內部來說，經驗不足，領導機關所犯的錯誤，也是革命遭致失敗的原因。大革命一開始，還是處於幼年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雖然那時候就已懂得了武裝鬥爭的重要，但認識還是不足的，而且缺乏積極、正確的方針。特別是大革命後期，由於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不去積極掌握軍隊，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身上，幻想通過和平方式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這樣，就使黨沒有充分的力量來防止國民黨的叛變，和粉碎他們叛變後對革命的進攻。大革命的失敗，深刻地教育了中國共產黨人，使他們從慘痛的教訓中徹底認識了：中國革命隻能由共產黨來領導，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一切階層都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徹底的勝利；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可能是和平的，而隻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革命必須要有自己的革命的軍隊，沒有革命軍隊就沒有革命的一切。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裝起義，就是在這個認識基礎上發起的。這是堅決的、也是艱苦的大轉變。由此起點，便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由共產黨單獨領導的工農革命，並開始創建了中國人民自己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
因此，廣州起義就絕不是消極的“退兵之一戰”，而是在這個轉折關頭，黨為了挽救革命，為了粉碎反革命的猖狂進攻，奮起領導革命人民，向反革命勢力進行的一次積極的、英勇的反擊。正如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所說的：英雄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並沒有完全失敗，從廣州撤出的一部分起義武裝，後來又分別與東江、左右江一帶的農民起義武裝會合，把革命種子傳播到廣大農村，繼續進行著革命鬥爭。
廣州起義留下的教訓是多方麵的，其中主要的一條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要派自己的幹部下鄉。當時革命已經轉入低潮，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務不可能是馬上奪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轉入反革命勢力薄弱的農村，組織、發動廣大農民進行遊擊戰爭，建立和發展農村根據地，並依靠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取得革命勝利。革命離開了鞏固的工農聯盟，沒有農民積極參加，勝利是不可能的。可是這些教訓，直到廣州起義失敗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沒有被一些黨的領導同誌所認識。我們當時的頭腦，還充滿著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以城市為根據地的思想，對農民的力量沒有正確的認識。隻有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際鬥爭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國民族特點，創造性地解決了這一關係著中國革命成敗的根本問題，並依據這一原理，指導革命在中國取得了勝利。如果廣州起義不留戀城市，在起義之後自覺地、主動地迅速向農村發展，與當時正蓬勃發展著的海陸豐農民運動相配合，建立農村根據地，開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遊擊戰爭，那麼，起義將會取得更大的勝利。
——摘自《葉劍英軍事文選》
徐向前：奔向海陸豐
離開廣州後，我們一氣趕到太和圩，追上了教導團的隊伍，繼續向花縣進軍。路過一個山埡口時，遇上地主民團的伏擊，部隊衝了過去。傍晚到花縣，城裏的敵人已聞風而逃。
部隊在花縣停了三天，整編隊伍，討論行動方針。
先清點人數，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幾人。共產黨員占百分之一二十，主要是國民黨左派，即同情共產黨，反對蔣介石的人。黃埔第一期的學生不多，我是一個，還有吳展。葉鏞是黃埔第三期的。教導團的隊長、黨代表大多是黃埔第四期的，其餘均係武漢軍校的學員。
部隊編為一個師。葉鏞當師長，袁裕（國平）當黨代表，師黨委書記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在一所學校裏，大家開會研究，如何給這支部隊命名。紅一師有了，是朱德同誌領導的南昌起義的部隊，紅二師有了，是海陸豐一帶的另一支南昌起義部隊；紅三師也有了，是瓊崖遊擊隊改編的。最後，大家確定我們叫紅四師，自己給自己起的名字。紅四師下屬三個團：十、十一、十二團。我任十團黨代表。還有一、二十個女同誌，都分在師部、團部工作。我們團管軍需的那位女同誌叫彭鏡秋，現在還健在。組織成立後，我把從起義指揮部拿來的銀毫子全部交公。部隊是倉促撤出的，經費十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