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由五組相對獨立的專題構成的。最初的一篇是關於孝莊政權興亡的思考。當時正在關注北魏宗室的演變，注意到宗室在北魏末年的分裂趨勢，於是就從孝莊朝廷著手研究。在完成孝莊政權的研究之後，與之緊密相關的爾朱家族就成了下一個思考對象。之後，孝武政權與高歡的關係以及與關隴政權建立的關係的研究，又引出了對西魏北周、東魏北齊政治文化的思考。由於學界對這兩個問題研究比較充分，所以轉而研究了北鎮社會。在初步理清了北鎮社會的幾個特征後，感覺對北齊、北周、隋、初唐史有了新的認識，於是就北鎮人物在東西政權中的影響作了一些工作。所以本書上起北鎮起義下至隋末唐初，而這一段正好是北朝從一個統一政權經過分裂再走向統一的曆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曆史單元，有探討的價值。[1]
對於這一段曆史，前人的成果還是比較豐富的。在隋朝，著名的文學家盧思道寫作了《周齊興亡論》探討北齊北周滅亡的原因。由於隋朝與北周的繼承關係盧思道的分析顯得敷衍，但是對於北齊的分析今天看來仍有其價值。在唐初，官方組織了對《北齊書》、《周書》、《隋書》的編撰。這些史書不僅是史料，而且反映了編者對當時曆史的認識，如果仔細推求這些書的體例以及史臣的感言，對於認識這段曆史是有幫助的。在宋代，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是對宋以前曆史的研究性論著。對於北魏至隋朝史而言，司馬光的梳理使得紛亂的曆史有了頭緒，當然這是司馬光的思路。胡三省的注解顯示了他對於製度、地理的精熟，其針對事件所發的議論往往有啟發意義。宋代的學者還要提到葉適，他對此段曆史的議論也獨具慧眼。清代學者對於此段曆史的成果主要反映在考據上。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等對於正史有所考校，對於一些曆史問題有所歸納、闡發。這些研究雖然孤立、瑣細，但是治學方法比較係統嚴密，比之前代學者的議論，更為科學。對於本書有借鑒意義的研究是沈垚的《北鎮考》、沈家本《曆代刑法考》、程樹德《九朝律考》的相關研究。清代學者對於相關資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王昶的《金石萃編》、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證》今天都成為研究者必備的資料書。萬斯同、吳廷夑所做的史表、盧文弨的《〈魏書·禮誌〉校錄》、陳毅的《〈魏書·官氏誌〉考證》都是有用的工作。
清末至1949年之前，是西方的史學進入中國，是現代史學建立、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出現的一批史學大師，將中國史學推向了一個高峰。就此段史學而言，最早進行的研究可能是穀霽光關於府兵製的研究。此後周一良就北朝的民族關係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他還就北朝的鎮戍製度、六州都督進行了考釋，這些研究都堪稱經典。對於此段曆史作出劃時代成就的當屬陳寅恪，他的隋唐製度的三源說、關隴集團說、種族與文化的關係說、南朝化說，是富有創見、富有啟發性的規律總結。即使到今天，陳的學說仍然是學界討論的重點和起點。1949年之後至1980年之間，中國大陸的史學研究受到政治的影響，就這段曆史而言北鎮起義史就成為了重點。現在看來作出突出成就的，還是在1949年前受到良好訓練的史學家。比如說，姚薇元出版了專著《北朝胡姓考》，這部書是在陳寅恪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是對這一問題最權威的論著。唐長孺在北魏末年起義的研究方麵將起義分為北鎮、山胡勅勒、城民三個部分去探討，注意起義者的身份地位就顯得有創見。馬長壽在1962年出版《北狄與匈奴》一書，在此書中他分析了關隴部族的構成、分布及社會特征。在同年出版的《烏桓與鮮卑》中研究了北鎮鮮卑南遷與漢化的曆程。這些研究與唐長孺的《魏晉雜胡考》一樣成為研究北朝史的重要參考文獻。在此期間，王仲犖完成了《北周地理誌》和《北周六典》，這兩部作品分門別類將相關資料彙集在一起，便於研究者使用，而且王仲犖在兩書中對於某些問題進行了專題的研究，值得參考。此期間，張澤鹹等完成了《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彙編》的編纂，對於本書的研究而言此書方便好用，顯示了很大的工具價值。韓國磐對於北朝經濟的研究，特別是均田製、三長製的研究也是本書重要的參考。此期學界還完成了由何茲全參與的《資治通鑒》和唐長孺對《魏書》、《北齊書》、《周書》以及陳仲安對《北史》的點校工作，為北朝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版本。1980年之後，曆史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鬧，研究成果之多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在如此眾多的成果中，首先要提出田餘慶的貢獻。（1），他提出北朝主流論。這個觀點與南朝化一起成為當今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關注點。（2），田餘慶培養的學生主要在北朝史方麵。比如，李憑對北魏前期政治史的研究，何德章對北朝的胡漢問題的研究，王軍對北魏後期社會階層的分析，陳爽對北朝豪族的研究，以及近年閻步克對北朝官階的研究，閻步克還對北朝主流論進行了官階方麵的實證。（3），田餘慶對北魏前史進行了挖掘，提出了有創見的觀點。其次，黃永年的研究值得注意。黃永年的論文大多是與陳寅恪、繆鉞等的商榷之作，他提出了文武分立在政治上的進步性，這對糾纏於胡漢問題的北朝研究來說是一個提高。再次，宿白以及張乃翥、韓玉玲對於鮮卑墓葬形式發掘器物的研究顯示洛陽的鮮卑貴族仍然保留了鮮卑族的風俗習慣，這對學界普遍認可的完全漢化是一個糾正。正如張國安以及本書所論北鎮也不是完全鮮卑化的區域，漢化也隻是一個方麵。當然不能就此認為洛陽與北鎮的社會形態是一樣的，北鎮保留部族社會的特征多，洛陽漢化的程度高。在北魏後期實際上洛陽的宗室和八姓中的部分貴族（比如穆、陸二家）已經相當的文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