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展歡顏AAAA
光複後的法國充滿了歡樂，畢加索跟他所有的朋友一樣高興，然而這卻是他被囚於個人的神話中，並放逐於凡人社會之外的開始，而且這將是一個無期徒刑。
在二戰前，他雖然擁有廣泛的名聲，但這種名聲在畫廊之外的地方多半隻是道聽途說而已，當麵見到他的人很少能認出他是誰，而他可以像常人一樣四處走動。現在一切都不同了，在戰時頑強不屈的三個偉大無疵的名字之中，隻有畢加索有足夠強大外射的氣質來承受大眾熱愛的焦點：贏弱的馬蒂斯，現在70多歲了，退隱在遠方的汝斯；沉默的布勞格則憎恨社交場合。不隻如此，在整個占領期間，曾有許多抵抗組織的人員在畢加索的畫室集會，因而這個地方，連同它那不妥協的主人，就成為抵抗力量光明、自由的象征。在戰爭的混亂中，畢加索到瑪麗·塞瑞絲住所去的那段時間，由於人們在畫室看不到他，一度盛傳德國人終於把他抓了去，並且在撤退中把他當作人質並將他殺害；因而當人們終於找到他的時候，整個世界都為之歡呼雀躍。
從那時開始，他的名字就經常上報。光複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的10月5日傳出了他加入法國共產黨的消息，從此他更是舉世聞名了。法國的共產主義，在觀念上跟莫斯科的大相徑庭，而且許多成員都沒讀過多少關於馬克思或列寧的書，隻是出於解放祖國以及憎恨資本主義的不平而加入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好像畢加索的兄弟一樣，尤其是在戰後初期那段意氣風發的日子。不過即使是在那時候，他們之中也沒幾個人能和畢加索討論繪畫，尤其沒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怎麼一回事。共產黨對藝術的觀點，對社會寫實主義以及用直接宣傳來教育大量群眾的主張，當然與畢加索處在相反的極端。
珍妮維葉·拉波蒂當時是個迷人的17歲女學生，不是共產黨員，卻是學校抵抗組織的一員。她代表學校的刊物來訪問畢加索，想請他解釋自己的藝術，因為她的同學們對此實在不太了解。
她來到畢加索畫室的時候又緊張又害羞，不過畢加索很親切地接待她，讓她坐在一張長椅上，跟她談她的學校。她把學校的刊物拿給畢加索看，他給她看一些素描，最近的作品，還有早期畫作的複製品。後來她終於鼓足了勇氣，提到了要點，用很熟悉的幾個字開始：“我不了解……”
“了解？”畢加索叫道，“這跟了解扯得上什麼鬼關係？從什麼時候開始圖畫變成教學證明了？它不是為了解釋——解釋什麼，我的天！而是為了喚醒觀看者心裏的感覺。一件藝術作品絕對不能讓人無動於衷，絕不能讓人瞥了一眼就算。它一定要使人有反應、有強烈的感受，並開始創造，即使隻是他想象中的創造。觀看的人一定得從他的麻木遲鈍中被急扯出來，被抓著喉嚨一陣猛搖；一定要讓他覺察到自己生存的這個世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得先把他從這世界中拖出來。”
畢加索稍微平靜一些之後，他告訴她許多前所未聞的有關美學的事：關於美，相關性質，醜惡之美，想象力的主要價值；然後他帶著她（她再度臉紅起來）走到門外去，並邀請她在文章寫完之後再來。
這就是一段如此愉快的關係的開端。她每個禮拜三下午都會來，這段時間她本來應該在上課。他們坐在長椅上，她稚氣地喋喋不休，而他則喂她吃巧克力，這是當時法國少見的好東西，一些美國士兵幫他買的。
在這些偷自浮生的半日閑逸之外，他的時間都跟弗蘭柯絲·姬洛德在一起度過，或是接待無數訪客，或者為西班牙難民奔走，此外他還習慣性地作畫，常常工作到深夜。
當與珍妮維葉·拉波蒂的友誼日益增長的同時，他與弗蘭柯絲·姬洛德的相處變得更加困難。這兩件事之間並沒有絕對的聯係。對他來說，珍妮維葉·拉波蒂還隻是一個可愛的孩子，然而弗蘭柯絲·姬洛德卻是他的情婦，她已經看到了他個性中暴躁、易怒的一麵。
畢加索並不是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不滿或生氣，但有時會像火山一樣爆發。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經常是親切的，然而狂怒的潛力一直都存在，極少有人能忍受這種狂怒。朵拉·瑪兒當然不能忍受，而弗蘭柯絲·姬洛德也感到很困難，1945年開始，她就比較少見他，有時離開他一兩個星期，甚至兩個月。而朵拉·瑪兒則根本不去他的畫室，隻在他約她的時候才與他一同外出。後來朵拉·瑪兒甚至有精神崩潰的跡象，這件事使畢加索沮喪、困惑，甚至不知所措——他一直以為別人都像他自己一樣堅強。
1945年，夏日來臨時，歐洲的戰事已經結束了。集中營釋放了當中的生還者，這些回到法國的人大多隻剩下一把骨頭，而且大都患有結核病。畢加索從他們那兒聽到的事情，還有他看到的一些照片，使他感受頗深。這幾個月中他全部時間花在一幅類似《葛爾尼卡》的畫作《停屍間》上。它也是沒有色彩且全部是灰色的，雖然尺寸不到《葛爾尼卡》的1／4，卻仍是一幅大作，由於它是灰色的，因而畫麵顯得更大。左邊的上方是一張白色的桌子，放著一塊起皺的布、一個壺、一隻湯鍋，可能還有一片麵包；下麵由左下角延伸到右上的對角線上，躺著一堆散亂的屍體：一個男人、一個女人，還有一個嬰兒，全部亂七八糟地疊起來。這幅畫並不合大眾口味。它的立體派規格，它的扭曲，它的似雕像的平麵都是完完全全的畢加索。然而它卻是一個直接而非象征的敘述，一個沉默、巨大的譴責。
這一年夏末，畢加索丟下尚未完成的畫作，帶朵拉·瑪兒到南方去。這一次的假期可能有些焦慮的成分，雖然他一直待到秋天，這段時間內的作品卻看不到地中海太陽的全部熱力。後來，他在瓦庫魯斯的梅納比小鎮買下一幢房屋送給朵拉·瑪兒。
10月底畢加索回到巴黎，11月時弗蘭柯絲·姬洛德發現自己沒有他是不行的，於是又開始到他的畫室去。這個時候，珍妮維葉·拉波蒂已經畢業，而在數個月前畢加索激起了她到美國去的雄心，因而她到賓州的史瓦斯摩去就讀了。弗蘭柯絲這時的出現當然使他很高興，她帶來了青春與新鮮的氣息。1946年2月，她跌斷了一隻手臂，畢加索帶她到南方去休養。回程之前他要求她搬到畫室一起住，弗蘭柯絲提到他老是跟朵拉·瑪兒往來，他保證那已經結束了，而且朵拉·瑪兒也明白這一點。他強迫弗蘭柯絲一起到梅納比朵拉·瑪兒的住所去，在那兒他逼朵拉·瑪兒承認他們的私情已經完了。朵拉·瑪兒對畢加索說：“你一輩子都沒有愛過任何人。你不懂得怎麼去愛。”
1946年5月底，弗蘭柯絲開始與畢加索同居。7月裏畢加索帶弗蘭柯絲乘車到普羅旺斯去，待了一陣子後又到哥菲璜和安提比斯的海灘去。哥菲璜地方上小美術館的新任館長拉索齊爾有一天跟畢加索及他的一些其他朋友在海灘上相遇，他厚著臉皮向畢加索要一件捐贈作品，“當然。”畢加索以一貫的敷衍態度說，“我會去找一張小的。”這似乎是澆了對方一盆冷水，不過一會兒之後他又說：“我一直想在真正大的平麵上作畫，可是老沒有這種機會。”
“平麵！”拉索齊爾叫道，“你要平麵？我倒可以給你一些。”他的確可以，美術館的整個二樓都是空蕩蕩的大房間。
畢加索開始了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作畫時光。他走進那自給自足的小世界，把房門關上，然後開始在牆上畫了起來。每天從中午畫到傍晚，從夏天一直畫到冬天，想到什麼就畫什麼，藍色的山巒、羊群、帶笑的人臉、長角的半神、少女、漁人、賣海膽的女人、幾何狀而出奇明亮的裸女，還有許多許多其他的東西。當冬天把他趕回巴黎時，他也隻得離開這一切。畢加索並沒有正式地把它贈送出去，他討厭與自己的作品分離，而隻是把它們放在一種無主的狀態。
畢加索一回到巴黎就去看他的朋友們，其中包括朵拉·瑪兒。除了極少的例外，他從不與以前的情婦失去聯係，即使和奧爾佳也保持某種通訊，而且他也從不曾完全忘了她。畢加索對友誼有著了不起的包容力，他不但是情人也是朋友，當愛情消逝殆盡之後友誼卻仍然留存。他與朵拉·瑪兒在決裂之後仍然十分友好，而且一直都互相喜歡。
1947年的5月，弗蘭柯絲生了一個孩子，她把這男孩兒命名為克勞德，不久之後畢加索就帶著他們，連同一位保姆，再度出發到哥菲璜去。
畢加索到那兒去純粹是為了看看他前一年留下的小玩藝怎樣了，然後再回來作更多其他的。他在這時發現一種新的媒介——泥塑（陶瓷），他察覺到了它的潛力，然後開始熱切地探索這一領域。夏天過去了，冬天開始了，他製作的盆盆罐罐總數已經接近了兩千件，而他仍然在旋轉、揉捏、賦形、切割、上釉，並且在他那些已經馴服了的黏土上繪圖。
二、憾事AAAA
1947年裏，畢加索很少在巴黎出現，隻在年末的時候待了短短一陣子。到了1948年的2月，他又回到南方，住在哥菲璜，而在瓦勞瑞斯工作。陶瓷依舊是成批地從他手中生產出來：鴿子和貓頭鷹，類似古希臘人的形體，繪有他的安提比斯牧神的碟子，另外一些碟子上則是地中海的魚、野牛、鬥牛，還有太陽。各種各樣的動物和容器的組合，幾乎每一件都有實際的用途。他粗短的雙手一向能很快地精通各種工具，而現在這雙手就成了工具的本身，他已經完全掌握了這種藝術，而他的一些新奇、怪異的技巧也出奇地成功。有時候他幾乎可以達到完全令人滿意的繪畫、雕塑和拚貼三者融合的地步以及色彩和三度空間的合成，而且其中每一項都具有獨立運用的水準。雖然一般來說，他自己所期望的標準並沒有那麼高，然而他的成就卻已到達這種境地。
從前一年開始，奧爾佳就時常盯住畢加索和弗蘭柯絲，她會在街上跟蹤他們，有一次畢加索還打了她的耳光。現在她更變本加厲起來，甚至會跑進他們的住所，跟弗蘭柯絲互相又打又抓。當弗蘭柯絲告訴畢加索的時候，他似乎並不特別關心，因此她就天天嘮叨，一直到他的忍耐到了極限，而在瓦勞瑞斯買了一間房子，與她搬過去為止。弗蘭柯絲並不明白一個男人在工作時要承受什麼壓力，她一向最先考慮到自己，而當她有任何不順心的時候，就會拉長了臉，使家中充滿陰鬱的氣氛。對畢加索這個愛大笑的人來說，她就像是一個悲哀的女皇，這可能就是每當有人提到他們應該正式結婚時，他就會勃然大怒的原因。
1948年8月畢加索到波蘭去的時候，弗蘭柯絲又懷孕了。這一次旅行並不是突然決定的，而是在他極不情願的狀況下，共產黨多方遊說的結果。當時，蘇聯和西方的冷戰已經開始了，這場戰爭中蘇聯的精明策略之一便是在波蘭召開知識分子和平會議，集合了各界赫赫有名而又感情真摯的人物。畢加索的繪畫固然跟社會寫實主義毫不相幹，然而他的名聲和眾所周知的正直卻具有相當重的分量。波蘭大使派了一個女人到瓦勞瑞斯去遊說：“畢加索的共和國護照不成問題，波蘭會派一架專機來接他，飛機當然不會掉下來，空氣動力學原理會讓它浮上去。等他到了之後，一定會喜歡這個會議的。”
那女人所說的飛機的事沒錯，它一路到波蘭都浮在空中，不過關於他會喜歡共產黨會議的那一點她卻說錯了。畢加索一向容易厭倦，而那場會議中又有無數的演講。不過也有比較熱烈的場麵，一次，一名蘇聯代表在演講中責備畢加索藝術的墮落，說他是西方中產階級文化的最壞例子，而畢加索以他一貫的火爆回擊，把對方的攻擊明顯地和納粹的攻擊相提並論。
弗蘭柯絲·姬洛德以為他隻會離開3天，結果他去了3個星期。這在平時已是一個嚴重的冒犯，更何況她以為她目前的情況理應受到百般嗬護。畢加索雖然每天拍一封電報給她，她卻有點懷疑這些都是他的司機寫的。當畢加索終於返抵家門，抱著禮物之時，她給他的歡迎卻是迎麵一擊，然後把自己反鎖在洗手間裏麵。
10月，他們回到了巴黎，一方麵是為了1948年在安提比斯畫作的展覽，另外一方麵是為了較大的陶藝展。這次陶藝展，畢加索拿去了149件他最好的作品，結果沒有激起太大的反響，讓他十分失望。不過另一方麵它卻使所有其他的畫家、雕刻家和匠人都擁入附近的陶器工廠，使得此後20年中法國充滿了各種奇形怪狀的壺罐和煙灰缸。
1949年4月弗蘭柯絲生了一個女孩兒。在同一時間內巴黎正舉行一次大的共產黨和平會議，要求畢加索為他們畫一張海報。他完成了一幅石版畫，黑的底麵上有一隻白鴿，這是他最好的版畫作品之一，而且絲毫看不出宣傳意味。這隻白鴿，作為和平會議的象征，一夜之間就出現在巴黎的每一麵牆上，即使是極力反對共產黨的人也對之稱讚不已，而畢加索更是非常高興地把女兒命名為“派洛瑪”（西班牙文就是鴿子的意思）。
1949年是畢加索多產的一年，一批批的畫作和陶藝作品堆在房內，再加上多了一個小孩兒，使得原有空間顯得不夠了，畢加索在夏天買下一幢瓦勞瑞斯附近的廢棄香水工廠，那裏有廣大的空間，可以讓他在裏麵從事雕塑工作。1950年裏他就運用這個地方，作出了《雌山羊》——他的最好雕塑作品之一以及許多其他的作品。
畢加索在工作室裏製作這隻山羊和其他雕塑時無疑是十分快樂的，然而日常生活卻不那麼使人高興。孩子們固然給予他許多歡笑，但他們的母親卻絕不是一個好相處的伴侶。弗蘭柯絲常常覺得自己受到冒犯，因此她就不斷地製造屋裏陰沉沉的氣氛。每天早上過得還不錯，在哥菲璜的海灘上有成群的朋友，接下來的工作時間甚至更好，但是其餘所有時間，畢加索卻要忍受太多的陰鬱、愁眉苦臉、怨恨。一段這種日子之後，畢加索告訴朋友他快要自殺了。
畢加索把沒有真正這樣做的原因歸於珍妮維葉·拉波蒂的出現，她“使他再度歡笑”而救了他。從1945年以來，她已經長成一個極度優雅、苗條的年輕女士，大部分時間花在鄉居生活、寫詩、養狗、養馬上麵，而且一直像以前那樣可愛。1950年她再度定居在巴黎，並且時常去找畢加索，有時在巴黎，有時在巴黎附近。1951年時他們成了戀人。
他們的關係如同田園詩一般。從很多方麵來說，他們彼此都完美地合適：她愛這個男人本身，同時對他的作品又有最深的鑒賞力；而他敬重她的詩文、她可愛的人格以及她難得的態度，不侵害，不占有，愉悅，尤其是徹底地友善，完全替他著想並站在他的一邊。他們之間年齡的差距並不重要，畢加索的心靈跟她一樣年輕，而70歲的他仍然能步履矯健地與她一同攀登普羅旺斯的山丘，用同輩的語氣跟她談天說地，告訴她關於麥克斯·傑克卜和阿波林納的事情，這兩個人在他心目中還是那樣活生生的。他現在已經擺脫了數年前緊纏著他的有關年齡的恐懼感。
“如果我一直不照鏡子的話，我根本不會知道我已經老了。”他說。而目前，他根本不去想自己的年齡，除非一些不祥的話語迫使他想起。有一次珍妮維葉·拉波蒂說再過50年之後，她就可以告訴她孫子關於他的事情，使得他的眼中充滿了淚水。當然，“死”這個字眼從沒有被提起過。
世界不容許畢加索無止境地與珍妮維葉一同遊泳、爬山，也不允許他繼續那一係列快樂的風景畫作。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法國政府以房屋短缺為借口要征收他在波提街當作貯藏室的老宅，然而實際上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畢加索找他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幫忙，但大戰剛結束時期的榮光早已過去，目前所有的人都反對共產黨。經過法律上的繁文縟節之後，封條貼上了那宅子的大門。不過，這是1951年8月的事。在此之前，1950年的9月，他還到英國去參加另一次和平會議。
不論畢加索對蘇聯政策的看法如何，他真正關切的無疑是和平本身。他會毫不遲疑地為此投下自己的名聲、影響力、財富以及個人的慰藉。從英國回來後不久，他就開始作一幅命名《高麗的屠殺》的畫。右邊是一群無名、現代化、戴盔甲的武裝行刑隊，一個帶劍的指揮官正要下令射殺左邊的俘虜群，這些俘虜都是裸體的女人，有的懷孕，有的帶著小孩子。對這幅畫的意見，頭腦簡單的共產黨員批評說圖中的殺人者沒有標明身份——主題意識不明確；比較了解這幅畫是對一切屠殺的抗議而非單一事件的人們則說它的衝擊力比起《葛爾尼卡》來差得太遠；反對共產黨的人們當然宣稱它是純粹的宣傳品。畢加索對這些冷淡的反應十分傷心而且困惑。
在自己的家中，爭吵總是多於平靜，而畢加索變得越來越不安寧，隻不過他十分喜愛克勞德和派洛瑪，尤其是那個可愛的小女孩派洛瑪。1951年的6月裏，畢加索還跟弗蘭柯絲一同在瓦勞瑞斯。然而不久之後他就回到巴黎，帶著珍妮維葉·拉波蒂乘車緩緩南下，到了聖卓別茲。
秋天到來時，這段快樂的日子結束了。畢加索想把他們待過的那幢房子買下來當禮物送給珍妮維葉·拉波蒂，不過她不讓畢加索這麼做。從他們友誼剛開始的時候，他就發現很難讓她接受任何贈予。當她還是一個女學生的時候，就曾經拒絕他送的一張油燈的版畫，直到他說：“你為我帶來太陽。我也應該送你一些光亮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