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歡在烏魯木齊上了一年小學，學會了在冰天雪地上行走和玩耍，學會了大吃粗糧。那幾年是國家最困難的幾年，在烏魯木齊，每月市民的口糧供應中粗糧占七成，而且買糧食要排幾個小時的隊，各單位的幹部、職工以買糧為理由可以大大方方地請半天事假。伊歡在這麼一個時候來到新疆，上二部製的下午班小學，中午需要提前吃飯，我們來不及給她做，便讓她吃頭一天做好的玉米麵烤餅。她每次拿走王蒙做的一個大烤餅，合糧食半斤多。王蒙至今有時仍向女兒提出質疑：你一個6歲多的小女孩，怎麼可能一頓飯吃半斤以上的糧食呢？說來也怪，吃了一年多的粗糧，伊歡倒長得茁壯皮實，臉蛋兒紅撲撲的，比在北京健康多了。
伊歡在新疆也學會了用西北口音和人爭論。有一次，二哥王石看到妹妹和另一個女孩口角，便把她叫回家裏問她，伊歡生氣了，照著毛主席語錄說：“你不了解情況就別調查！”
伊歡在烏魯木齊上了一年多學，第二年12月，由朋友帶回到北京。我們沒能帶她再回伊犁。
她總是向爸爸提出請求，有機會再帶她去一趟出生地。
1979年，我們正式調回北京，女兒已經長到10歲了。
我們覺得應該好好關心一下女兒的學習。女兒放學後，王蒙想看看她的作業，女兒不讓看。尤其知道她在寫作文，王蒙特別想看一看，伊歡說什麼也不讓看。當時我們很難過，仔細想一下，自幼就不在父母身邊，也沒有全身心照顧過孩子，現在突然一下檢查起作業來，孩子無法接受。我們隻有自責，隻有遺憾。
有一天我拉開抽屜，看到女兒的日記本，就翻開看了一眼。正好女兒進來，見我看了她的日記，氣得哭起來。為此王蒙批評了我，說是應該尊重女兒的隱私權，應該先得到同意才能看她的東西。我接受了王蒙的意見，向女兒道了歉。
1985年3月26日的傍晚，我和王蒙籌劃第二天為伊歡過15歲的生日。我說：“明日一早我就去北京飯店買一個生日蛋糕，晚餐時再做幾個菜，好好慶祝一下。”
王蒙說：“那敢情好。”
27日一早起來，還沒等我們動手，伊歡就宣布：“媽媽，今天我有幾位同學來，在家吃晚飯，最好您和爸回避一下，或在你們屋別出來。我們自己會動手做，你們別管。”
聽了女兒有言在先的“通告”，我們的心情是複雜的，有些失落，畢竟不能像小時候那樣，把孩子抱在懷裏過生日。但同時我們也高興，孩子大了，有他們自己的天地，有他們自己的朋友，跟同齡人在一起，他們更快樂。
轉眼，小女兒變成大姑娘了。
伊歡讀完了中學，在報考大學時，征求我的意見，我建議她讀師範，果然她考上了北京師範學院生物係，我們都為她高興。
她在大學二年級暑假時，一天晚上，我們母女倆坐在沙發上聊天，說著說著她不說了，我想到她是有話對我講。在我的引導下，她告訴我，她已經交了一位男友，她的學友，比她高兩級，名字叫劉東升……她沒料到我能理解她，告訴她應該怎樣去對待，該怎樣珍重初戀的感情。
這一天，我想了許多，女兒真的長大成人了，我們老了。從女兒身上，我看見了自己青春的影子。
伊歡大學畢業後，在北京農業大學就職，男友劉東升在北京投資公司工作。他們相識4年後，在1992年的夏季結婚了。女兒有機會在1993年又被派到荷蘭海牙進修，她學得很認真也很投入。他們新婚不久，分居兩地，每天必有一封信往來，3天通一次電話。為此，我們感到十分慰藉。
1994年年底，伊歡在荷蘭學業有成，獲得碩士學位歸來。
王蒙時常感慨地說，就是伊歡有福氣，她趕上的時候有多好！兩個哥哥哪個也比不上她。
得到碩士學位以後，伊歡又在不脫產的情況下攻讀博士。為此，她在生下可愛的兒子來福以後3個月即去了荷蘭。此後一直是北京與瓦格寧根兩頭跑。6年時間，她的辛苦沒有白費，終於拿下博士學位。
2003年9月，我和王蒙，還有女婿以及小來福都到了荷蘭，參加她的論文答辯。有五位身穿黑“道袍”的答辯委員會的學者提問質疑，其中兩名來自荷蘭本國，一名來自德國，一名來自美國，一名來自墨西哥。由禮賓官甩著權劍引導入場，還有兩名助辯站在女兒兩邊，一位是荷蘭人，一位是華人，他們隻起助威和龍套的作用，不能真參加答辯。女兒先講一刻鍾，再回答問題三刻鍾。然後休會，氣氛嚴肅。王蒙說好像是在等候陪審團的裁決，最後終於由評委主任宣布Confirm Doctor Degree，即確認女兒的博士學位。我們很高興，立即打電話向所有的親友報喜。王蒙說，可惜女兒的爺爺不在了，他一輩子很向往歐洲文明，但又一事無成。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孫女取得了歐洲的一個博士學位，他該多高興呀！說這話時，王蒙很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