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來得很快，似乎也來得容易。打開國門、放開私人創業的手腳，還給老百姓投資、生產、定價、運輸和銷售的權利，就可以帶來這麼快的增長，人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就能得到這麼快、這麼大的提升，這讓人自然要問：為什麼這種政策不早幾年、早幾十年推出，非得等到經曆1958年後的大饑荒、“文革”十年浩劫之後才推出呢？這麼簡單的政策舉措就能帶來這麼大的效果，似乎來得有點太容易了。其實，這種成功的背後有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有一個已經存在、等待了些許年日的“列車”—中國隻要決定乘上這一列車，就能迅猛發展。這個列車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全球化，就是曆經兩百多年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成果和有利於跨國貿易的國際秩序。
正因為成就來得太快，也來得相對輕鬆，所以帶來非理性亢奮，得出錯誤結論，把成績歸功於自己，甚至得出諸如“發展跟法治無關”、“經濟增長跟產權保護無關”、“民主憲政隻是少數知識分子的抽象訴求”等短視性結論。不可否認，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1978年時，中國才具備數量巨大的工人和科技人才群體，也才建立起相當規模的工業基礎。所以，一旦中國自己選擇市場化方向並對外開放，很快，僅僅通過模仿現代工業、依賴西方世界建立的國際貿易秩序，中國的經濟就能騰飛。現代技術和全球化秩序帶來的潛力實在太大，給像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讓後發國家僅僅通過模仿也能一夜暴富。
客觀地講，一個封閉多年、人口眾多的計劃經濟國家，當它重新走市場化道路、加入全球化秩序時，積壓多年的後發潛力在初始時期必然會快速發揮，經濟會迅猛增長，就像摘果子，沉甸甸的果子位置最低，理所當然一下子就能摘到手。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就是那些位置最低的沉甸甸的果子，但不能因為摘到了這些位置最低、最容易摘的果子，我們從此就認定摘果子不需要高梯子了。實際情況是：越往高位，果子就越難摘，越需要高
梯子。
為什麼中國最近30多年的經曆不能說明“發展跟法治無關”、“經濟增長跟產權保護無關”呢？為了集中討論，我們就以致富方式為例。
從“無商不富”到“無股權不大富”
蓋茨、戴爾、李彥宏、江南春等億萬富翁有多麼富，是這些年談論得最多、也最令人興奮的話題之一。蓋茨的個人財產有600多億美元！而且蓋茨、戴爾是在二十幾歲，李彥宏、江南春是在三十幾歲就成了億萬富翁！相比於傳統社會，這些數字普通人連想都不敢想。2008年，中國一般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 000元左右。那麼，李彥宏14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就相當於65萬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蓋茨的財富等於2 760萬城鎮居民的年收入。不管對傳統社會，還是對今天的人來說，這些都是天文數字！
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創業者會這麼富？他們的財富機器跟傳統商人的有什麼差別？如果把這些富翁的“財富機器”都稱為“現代財富機器”的話，那麼，憲政法治、產權保護體係在中間又起了什麼作用？或者說，在現代法治社會出現之前，是否有可能培植出這種規模的現代財富機器？
我知道，有兩種說法曆來流行，其一是剝削論，說資本家是靠剝削獲得這種超額財富的。我認為這是一種不具建設性的解釋，就好比看到任何事情時隻說一句“事出有因”，然後不再細究原因，不管了；見到財富就以一句“剝削”定論，到最後，我們什麼也沒學到，沒讓自己或者他人增加見識。如果說微軟、戴爾、百度、阿裏巴巴的員工待遇不如其他公司，那可以去具體調查這些公司的待遇，去調查比較，去基於事實下結論。否則，更具建設性、對社會更有益的做法就是去回答：為什麼同樣是普通家庭出身的蓋茨、戴爾、李彥宏、馬雲可以成為億萬富翁，而其他人卻沒有？他們的成功對廣大社會的正麵啟示是什麼？決策者應該做什麼才能讓更多普通人也有機會“步其後塵”？
其二是“他們拿絕對大頭，我們拿小頭的小頭”，這種說法還是隻停留在事實陳述，把數據重說了一遍，就像剝削論那樣沒有建設性。為什麼我們隻能拿小頭？如果他們沒有政府權力當頭，如果他們公司跟客戶的買賣是自願交易而不是強製性的，那麼，就不存在不公平。更有建設性的是去回答：為什麼他們有這種定價權而我們不一定有？怎樣做能讓我們也能擁有這種“賺大頭”的地位？抱怨很重要，但不一定有建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