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歲末。空氣中泛著寒冷和倉促的味道。
那天午後，快遞員送來一個郵件，上麵清清淡淡的筆跡很是熟悉。彼時，我們已有三四年沒有聯係。
拆開郵件，一張CD、一個素本。本的扉頁上寫著“姐，這一年很特別，歲末我做了這個，算是紀念吧。新年快樂！”那天，我第一次知道“桒惪”。我用了幾乎兩天的時間，完整地聽了那一年的桒惪合集，然後，發短信說：這是屬於你的聲音、圖片和文字的記錄，做的真好！
我們初識在1992年。那年，我剛從師範學校畢業。他們是我的第一屆學生和朋友。
記憶中的他，常穿一件牛仔上衣，在同齡的男孩中少有的整潔。那時候，我酷愛攝影，常拿我的學生朋友們當模特拍照。給他拍的照片，一直定格在我的記憶中。穿牛仔服的陽光男孩靠在一棵樹旁，粲然一笑。照片用的是黑白膠卷，然後加棕色鏡片衝印，很有老照片的味道。
我在學校成立了一個廣播站。他是學校廣播站的負責人，負責所有節目的編排和“天氣預報”的播報。如今想來，那可能是他最早與廣播結下的緣分。常有廣播站的同學向我抱怨，說廣播內容枯燥、題材少，而我每次都會拿他說事兒，對大家說，“能把最單調、最簡潔的內容做好，將來什麼事情都能做好”。一語中的。二十年後，端坐在初冬暖陽裏，再憶起這句話的時候，我正在為這本新書寫序，而他也成為了阿鵬叔。
他畢業那年的夏天，我因為生病，住在醫院裏。有天傍晚，他和同學一起去看我。在醫院長長的走廊裏，我的學生朋友們捧著一束鮮花，逆著光線，朝我揮手。那是第一次有人給我送花。記憶有時像拉長焦距的攝影，細節模糊，瞬間卻能永遠定格。
後來，他分配到鐵路沿線的一個信號工區。再後來，我聽說，他當工班長了。要知道，在鐵路工區，工班長可不是好幹的活兒，文武兼備、雅俗並舉、老少皆服，我常常忐忑地想，剛剛實習轉正的他能否勝任。這期間，我們一直保持聯係。有時，他也會和我分享工作中的快樂和煩惱，告訴我，他總有一天會離開鐵路工區，不是因為做得不好，或者是不能做好，而是因為心中一直有期待。
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天津廣播電台要招聘客座主持人，便打電話給他，建議他來試試。不想，從此電波裏便多了一個有些溫暖、有點感性的聲音。
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的時候，他曾經到學校找過我，我們一起吃飯聊天，他笑著說：“以前和以後沒說的、要說的話已經被我在現在說完了，所以，總有一天我會失語的。”那一刻，我便知道，中央台應該不是他的終點。
有一年，和朋友一起在北京東四的錢糧胡同，看他的“碎拍”手機攝影作品展，驚詫於他對生活細節的捕捉、思考和記錄。而我知道，他的記錄，才剛剛開始。
後來的“桒惪”，是他的又一份記錄。總有一些東西，我們愛之如生命。我看到一句評論，很喜歡，“‘桒惪’是在用聲音和生活講故事。”
我常關注他的行蹤，但並不發聲。我想，今天的他，應該也是時常走在路上的，在行走，在捕捉……
他依然在記錄。
微服的大俠
聽阿鵬是從《北京不眠夜》開始的。單單是一句“夜晚的聲音會發光”，就讓我確定，這是個“有腦”的主持人。關於“有腦”，要扯到中學時和同桌女生在一節物理課上達成的重要共識：電台主持人大致可分為“無腦”和“有腦”兩類。“無腦”的症狀有很多，比如不念稿就不會講話，一講話就隻會氣沉丹田地吟誦，講笑話一點不好笑，卻要點一個哈哈哈的音效……“有腦”的表現，說不上來，主要是感覺，feel。
記憶中大部分“有腦”的電台主持人都住在90年代，那也是我認為的廣播黃金年代。2000年之後，能讓我堅持聽下去的聲音越來越少。而阿鵬那一批的DJ，就是90年代廣播情懷的片尾曲。後來，“電台DJ”基本就成了活動主持、婚禮司儀的代名詞。為什麼做電台？——因為做不了電視。音樂DJ？——“下麵來聽一首好聽的歌曲。”
當我還在敲鑼打鼓地奔向記憶中的廣播時，阿鵬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廣播路一路暢通的時候離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原因是“像談了一場戀愛，最後發現我們要的已經不一樣了”。
很多人在時過境遷以後說起當初的辭職經曆，都可以輕描淡寫得像講隔壁吳老二家的事兒一樣。但就我對阿鵬的了解來說，他在彼時，肯定就沒“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