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揚子江和漢江的交彙處坐落著很多城市，距離中國東海岸線450英裏的漢口就是其中之一。從喜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經揚子江，並最終在上海注入大海。蔣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後就撤退到了漢口。這裏與武昌、漢陽一並成為當時的政府所在地；這個城市群就是現今的湖北省省會，武漢。
在1938年，從上海到漢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開往英屬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後再搭乘火車或飛機。那年的3月9號，喬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離開上海。抵達香港後，他又馬上換乘了去往漢口的火車。在這個曆時兩天，總行程超過500英裏的旅程中，他再次憑借自己優秀的口才從極為不舒服的三等艙來到了頭等艙休息。也正是在那裏，他遇見了一位穿著得體的中國商人。這位商人在一家主營新聞用紙業務的德國公司駐上海的辦事處工作，當他得知喬治正在尋找工作後，馬上為他提供了一個英文秘書職位空缺的信息，帶一個英國秘書參加會議無疑會使這個商人與眾不同。這讓喬治很開心並一口答應。於是喬治在漢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還用印有單位“範·裏庫姆兄弟有限公司”抬頭的紙，給家中寫信，那時的他已經開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運之神似乎還在眷顧著喬治，在這樣一個賓館全部客滿的城市，他的穆裏爾阿姨很快就利用關係為喬治找到了一處住所。這個房屋是中華聖公會的地產，由一名美國主教，也畢業於牛津大學的人掌管。霍格用“一個可愛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來形容這位名為吳德施的人。這裏並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樣，提倡節儉的理念；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美國募集了一大筆資金用於修繕建築。整幢建築被一條類似護城河般的小河環繞著，外圍則是高高的紅色磚牆。從圍欄望進去，可見遍地盛開的鮮花，一片菜園子，一條植滿樹木的小路，還有一個網球場。由於這個教會興辦了一所英文授課小學和接納中國高中畢業生的神學院，所以一些建築內部還包括了教室和學生宿舍樓。這位還有幾周就要退休的主教與蔣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義精神，或者說是政治機會主義精神的倡導下，這位主教會接待一些共產黨員，並為一些知名的親共人士提供住所。時任共產黨駐漢口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經常去那裏喝茶，時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會來拜訪。周恩來的英語說得非常流利，每次來訪，他都要找住在這裏的新聞記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這裏安頓下來。幾天後，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來描述這座城市。他是正確的，漢口作為革命的重要據點，既可以欣賞到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貧民區，對一名充滿好奇心的新聞記者來說，可謂一片樂土。
漢口是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揚子江上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當年，英國找借口挑起事端，與中國進行外交對質，並強迫清王朝在北京簽訂了這一協議。隨後，法國也以在中國未對西方開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殺害法籍傳教士凶手為由加入了這個條約；德國和美國也不甘落後。這樣，中國長江沿岸的10個港口先後對外國勢力開放。隨著一係列讓步性條款的簽訂，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在中國的領土上已經具有設立獨立警察局和稅務部門的權力。這些額外的讓步性條款的強製簽訂，已經讓中國的帝王受盡了屈辱；而條約中允許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任意活動的條目，更是讓昔日的帝國顏麵盡掃。
漢口的江堤就是歐洲列強強加在中國的絕對命令的象征。沿岸的精美建築不僅僅折射出西方人對於建築的品味，更多的則代表著這些地方是禁止中國人進入的。銀行、寫字樓、政府大樓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華住所，全部彰顯出具有個性的品味。整個城市，雖然也可以看見不少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但無論是林立的高樓，還是劇院、電影院、咖啡館、寬闊的林蔭路以及繁華的河兩岸，幾乎完全是歐洲人的規劃風格。郊區的賽馬場則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會景象，還有那些夜總會，那些看台、露天廣場都會讓在場的觀賞者感受如同身處薩裏郡中心。
喬治·霍格在中華聖公會的生活雖然算不上有多麼舒適，但他的起居都有仆人照料；這裏豐盛的菜肴和洗衣服務也不賴。在他從這裏寫給家中的第一封信內，還談到了同在這裏享受主教熱情接待的其他外國人。其中他提到由於撰寫了《紅星照耀中國》（1936年）的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夫人海倫·斯諾。信中他還特別提到住在這裏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軍騎著馬一口氣走完全程的美國女作家” *來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未來幾個月中出現在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共產黨的支持者自稱，也是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這本暢銷書的作者。當時的她已經是迅速壯大的漢口媒體記者圈中的一位領袖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