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與徐海東、程子華、劉地丹領導的陝北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從此，一個全新的陝甘革命根據地開始拉起抗日的大旗。中共產黨一再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蔣介石不但沒有認可，反而調集大軍對陝甘蘇區連續發動軍事“圍剿”，日本帝國主義乘機加速入侵。同時，繼續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紅軍西征，是特殊曆史背景下的偉大創舉，也是紅軍到達陝北後重大軍事行動之一，是“以發展求鞏固”戰略方針的全體體現。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是萬裏長征的繼續，是紅軍抵達陝北後生存與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擴大蘇區、建立蘇維埃地方政權的有效途徑；更是與國民黨東北軍達成默契、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曆史必然。這種特殊背景下的偉大創舉，蘊藏著中華民族偉大的凝聚力。“西安事變”的生成，全民抗戰大旗的揭起，都閃爍著紅軍西征的光芒。
紅軍西征的背景和目的
1936年2月，紅軍渡過黃河東征。5月5日，紅軍西渡黃河，返回陝北，東征結束，前後曆時70餘天。東征的目的就是對日作戰，收複失地，但蔣介石調集大軍前追後堵。在與國民黨軍隊交戰的過程中，東征紅軍取得了渡河作戰的經驗，提高了戰鬥力，紅軍兵員得以擴大，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西征，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
在紅軍東征返回的5月18日，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在陝北延川縣大相寺這座古廟裏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部署西征，決定繼續貫徹“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西征軍命名為中國紅軍西方野戰軍。西征戰役的命令就是在這裏發布的。西征，以打破國民黨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包圍和進攻，擴大抗日根據地，為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創造有利條件。西征過程，是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統一領導和指揮。西征的中樞地區在寧夏。在此前，毛澤東就認為，當前的任務是擴大陝甘寧革命根據地。西麵的甘肅、寧夏地區是無堡壘地區，我軍應到這一地區進行外線作戰（《毛澤東年譜》上卷，第541頁）。西征的目的很明確：為著迎接二、四方麵軍北上陝甘根據地；為著極力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鞏固；為著擴大抗日紅軍；為著更接近外蒙和蘇聯；為著一切抗日力量的團聚。
在當時，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同盟。在這個基礎上，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知識的出知識，在反蔣抗日的戰線上，體現著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逼蔣抗日”的西安事變，就是西征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
紅軍西征在寧夏
在地域空間上，寧夏與陝甘寧邊區大本營——陝北是連為一體的。以現在的轄區看，紅軍西征在寧夏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區，同心是指揮中樞所在，彭德懷的西方野戰軍總司令部就設在豫旺堡；徐海東部在豫旺縣城——下馬關；韋州，是紅軍與馬鴻逵軍隊對峙的前鋒。西征時期寧夏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東與陝北根據地相連；南與西蘭交通樞紐固原相接；西可越黃河抵河西，發展的空間很大。明代以來，豫旺堡、下馬關、韋州等都是駐固原陝西三邊總督南北用兵的要道，也是軍事設防的重鎮。從陝甘寧根據地的開辟與擴大看，無論是以寧夏中南部為中心向南、和西、向北發展，還是進退防禦陝甘寧邊區，都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紅軍西征時，同心外延都是交鋒的戰場，陝甘根據地外圍的國民黨軍隊集結基本是合攏型的。東麵以黃河為防禦帶，河東是山西軍伐閻錫山的軍隊；南部是國民黨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他們大致駐防在洛川、宜川、西安一帶；北部是井嶽秀、高桂滋、高雙城部，駐榆林一帶；西南部是蔣介石嫡係胡宗南部，約3個軍，駐甘肅天水、秦安一帶；西麵有馬鴻逵、馬鴻賓部，駐銀川、中寧一帶，總兵力約20萬人。在寧夏中南部，主要是東北軍何柱國部、馬鴻賓部35師。協助圍剿的還有駐陝北的84師高桂滋部、井嶽秀部等。
西征戰役，紅軍的出征情況大致是：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紅二十八軍、紅81師組成，包括騎兵團，大約1．7萬餘人。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劉曉任政治部主任。西征的過程，兵分左右兩路：左路為紅一軍團組成，下轄第1、2、4三個師，約8000餘人。左權代理軍團長，聶榮臻任政治委員。右路由紅十五軍團組成，下轄第73、75、78三個師，包括紅二十八軍、紅81師等，約9000人，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5月20日出發，西征開始。
西征開始不久，毛澤東製定了《關於西征戰役的作戰原則》，一是軍事上采取集中優勢兵力和誘敵深入的戰略戰術；二是政治方麵擴大紅軍的影響，尤其對於東北軍。實踐證明，就是在這樣一個圍剿堵截的空間中，與紅軍東征一樣，紅軍西征同樣開辟了廣大的蘇區，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蘇維埃政權，換起了民眾，尤其是廣大回族群眾，凝聚了抗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