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箭射雙雕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學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歸國雜感》）
不值錢的時間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隻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到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裏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鍾，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隻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隻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自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銅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鍾的工，一個月平均隻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裏和窮人家裏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種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幹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歸國雜感》）
亡國的教育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嚐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裏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於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裏找一個會吹笛子的唱昆腔的人來教？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