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夏之交開始，我連續四次下江西，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裏幾乎走遍贛南地區每一個縣的每一個角落。我還深入到當年紅軍開采鎢礦石的礦區，到大山的皺褶裏，下到巷道的深處去尋找紅軍留下的足跡。當年和紅軍一起采礦的礦工當然都已不在人世，但他們的後代還在，如今也都成為新一代礦工。他們為我講述了許多當年的故事。在贛南這段時間，我感覺到，我也在為自己開啟一座寫作資源富礦的大門……在於都，如今的於都河畔，當年紅軍開始長征的渡口已經修整成寬闊的廣場；在瑞金，謝家祠堂門前的樟樹已經枝繁葉茂，撐起巨大的綠色傘蓋；在井塘村，當年舉行最後一次文藝彙演的山坳裏已是草木蔥蘢，漫山遍野盛開起鮮豔的野花；在會昌，當年的青山仍然未老，風景也仍然是那樣的好……
或許正是因為我以這樣一種方式觸摸那段遙遠的紅色歲月，我所聽到的和了解到的，都是鮮活的人和事。贛南地區的人們真的是太可愛了，他們不僅樸實、熱情，也很認真。他們用近乎平淡的語氣一字一句地向我講述他們先輩當年的事情，我被這些事深深感動了，也被強烈震撼了。在石城，我看到一麵烈士牆，上麵刻滿了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字，有的烈士連姓名也沒留下，隻有三個空蕩蕩的方塊。這些先輩在那段紅色歲月裏付出了令人難以想象的代價，而他們很多人卻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然而，他們的後代沒有忘記他們。
他們當年的事跡，至今仍在贛南大地上口口相傳。
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突然有了一種深重的責任感。
角度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在這部叫《紅》的長篇小說中，我為自己定下兩點，第一，不使用龐雜繁複的故事構架，而是像一朵菊花的花瓣，讓它一點一點地盛開，這樣便於表現一個一個的人物，也便於將那段紅色歲月的各個層麵展示出來。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沒有使用通常長篇小說的慣用手法，設置一個統領全篇情節的主要人物。曆史是人民創造的，我要塑造一組人物的群像，然後用一條“紅”的主線將這部長篇的故事連綴起來，讓這條“紅線”貫穿始終；第二，不寫那些如日中天的人物，也不寫那些膾炙人口的事情。這些年來，表現這樣人和事的各種文藝作品太多了，多到已經形成一個龐大而又堅實的公共話語係統的程度，也已經形成了一個模式化的語境。我想在這公共話語係統和模式化的語境縫隙中尋找那些普通人，比如基層的紅軍戰士，山裏的農村婦女，敦厚而又狡黠的普通農民，精明而又有正義感的村塾先生等等。我相信，這些人在那個特殊曆史時期同樣也有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生命體驗。當然，也有著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對革命和我們共和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所有這一切，也正是我要在這部小說中所表現的。我意識到，這應該是一個聰明的選擇。這個選擇為這部小說決定了一種全新的角度，而且很有可能，使這部小說有了一種全新的語境。我在贛南深入生活期間越來越感覺到，正是因為選擇了這樣一個角度，我所聽到的講述那段紅色歲月的話語竟然真的有所不同了。應該說，這種話語所表達的人物與故事更具體、更鮮活，也更加真實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