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展現了我對判斷和決策的理解，這種理解受到近幾十年來心理學領域新發現的影響。然而，本書中心思想的形成還要追溯到1969年那個幸運的日子。當時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心理學係教書，那天有個研討會，我請我的一位同事阿莫斯 .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在會上發言。他當時被視為決策研究領域的一顆新星，不過我覺得在其涉足的任何領域中，他都是耀眼的新星，因此我知道我們那天一定會交談甚歡。很多認識阿莫斯的人都認為，在自己所見過的人中他是最聰明的。他才華橫溢，十分健談，魅力非凡。他有著超強的記憶力，記得很多有趣的笑話。他還擁有一種超常的能力，那就是利用記住的那些笑話闡明自己的觀點。有阿莫斯在，你永遠也不會感到沉悶。那時，他 32歲，我 35歲。
那天，阿莫斯給同學們講了密歇根大學正在研究的一個項目，這個項目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人是否是優秀的直覺型統計者。我們都知道人是優秀的直覺型文法家： 4歲的孩子雖然對世界上存在語法這件事完全沒有概念，但她在說話時會努力遵循語法規則。人們對統計的基本原則是否也有這種直覺感受呢？阿莫斯指出，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附條件的肯定（肯定，但是附有一定條件）。我們在研討會上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最終認為較為穩妥的結論應當是附條件的否定（否定，但是附有一定條件）。
阿莫斯和我很喜歡這種交流活動，我們認為直覺型統計者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要是一起探索的話會很有意思。那個周五，我們在裏蒙餐館吃午餐，那裏是波西米亞人和耶路撒冷的教授們最中意的去處。我們兩人打算對一些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的統計直覺進行一番研究。在此前那場研討會上我們曾得出結論：人的直覺是有缺陷的。雖然這些年來一直在教書，在運用統計學原理，但我們也沒能培養出一種直覺，無法利用這種直覺感知從小樣本中觀察到的統計結果的可靠性。我們的主觀判斷是存在成見的：我們特別容易相信在沒有足夠證據的基礎上得出的研究結果，而且研究中對觀察樣本的收集也不足。我們兩人此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其他研究人員是否也和我們一樣有著同樣的苦惱。
我們準備了一項調查，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出現的實際統計問題。阿莫斯收集了數學心理學協會與會的專家小組的回複，包括曾出版兩本統計學教科書的幾位作者的問卷。不出所料，我們發現那些專家同行也跟我們一樣，總是誇大其詞，他們認為一個實驗的原創性結果可以被成功複製的概率很大，即使用一個小樣本也可以做到這一點。關於實驗要收集多少觀察數據的問題，他們給一個假定的畢業生的建議也很糟糕。如此看來，即使是統計學家，也算不上是出色的直覺型統計者。
在撰寫這些發現時，阿莫斯和我都覺得我們在一起工作是件很享受的事。阿莫斯總是很風趣，有他在的時候，我也變得幽默了，所以我們總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度過幾個小時連續不間斷的工作時光。工作中的樂趣使我們變得格外有耐心，人在放鬆愜意的情況下，更容易取得完美的結果。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把批評的態度都拋在門外了吧。我和阿莫斯都是愛挑剔、好辯論的人，甚至比我更甚，但在我們合作的這些年裏，我們從沒有不假思索地否定對方。事實上，我發現我們在合作時，阿莫斯總能更清楚地看出我模糊的觀點中要表達的意思。我們兩人中，阿莫斯的邏輯思考能力更強，他的意見總是有據可依，言之鑿鑿，令人信服。我則憑直覺走，深受心理學的影響，我的很多觀點也都是從心理學中得來的。我們倆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很容易理解對方；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些差異常常令對方吃驚。我們重新安排各自的日程，這樣就有很多工作日可以在一起工作，工作之餘，我們常會一起散步。此後的14年裏，共同合作就成了我們生活的中心，對我們兩人而言，那些年裏所作的研究是我們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我們很快便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模式，並且一直多年保持這一模式。我們的研究采用的是對話形式，對話中的問題是我們自擬的，那些憑直覺做出的答案也是經過我們兩人共同檢驗過的。研究中的每個問題都是一個小實驗，僅一天中就會做很多實驗。我們並沒有刻意尋求自己提出的那些統計問題的正確答案，隻是想確認和分析直覺的回答 —大腦中最先出現的、即使知道是錯的我們也願意拿來分析的回答。當時，我們認為其他人也會有我們兩個人都有的直覺，事實也正是這樣。如此說來，直覺對判斷的影響便顯而易見了。
我們曾經很高興地發現，我們倆對幾個認識的孩子的未來職業的預想竟如出一轍。我們確信那個 3歲大卻善辯的孩子將來會做律師，那個有點呆板的孩子可能成為教授，那個體諒他人、循循善誘的孩子可以做個心理谘詢師。當然，這些預測都是荒謬的，不過卻很有意思。我們都清楚一點，那就是我們對這些孩子的直覺，來自他們自身的特點與特定職業特點的相似度。這種有趣的做法使我們當時就在腦海中創立了一種理論，即預測角色的相似度。此後我們做了許多實驗來驗證和詳細闡述這個理論，下麵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