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溈山古密印寺誌》，又作《大溈山誌》，共八卷，清康熙前期陶汝鼐、陶之典父子編纂。卷一為開山緣起、山水、寺刹等，卷二為法係、功行表、法要，卷三為法要、佛事，卷四為塔墓、莊產等，卷五至卷八為各類詩文。除了大溈山本身的佛教、山水文化資料外，也收錄了隸屬於溈山禪宗係統的芙蓉山、浮山、泉塘山、白雲峰、龍山等處的佛教文化資料，既是一部體例嚴整、線索清晰、資料豐富的佛教文化著作，又是一部格調高雅、令人心曠神怡的山水文化著作。
《大溈山誌》所述的溈山，位於長沙市寧鄉縣西80多公裏，這裏同安化、桃江兩縣交界，是湖南著名的佛教聖地。湖南境內有兩處溈山：一處在長沙寧鄉縣西，另一處在株洲醴陵市東。醴陵市的溈山，又稱小溈山，是唐代大緣禪師的道場，山上有小溈山寺；寧鄉縣的溈山，又稱大溈山，是溈仰宗鼻祖靈祐禪師的道場，自然也就是溈仰宗的發源地。盡管區別明顯，但人們還是有弄錯的時候。例如《漢語大詞典》在解釋“溈仰宗”時就說：“溈仰宗，佛教禪宗五家之一，唐代溈山靈祐禪師及其弟子仰山慧寂所創。因其先後在溈山(在今湖南省醴陵市)和仰山(在今江西省宜春縣)發揚禪宗，自成一派，故名。”（見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三次印刷縮印本中卷第3442頁）溈仰宗發祥地溈山，應該是長沙市寧鄉縣西的大溈山，而不是醴陵市東的小溈山，因為靈祐禪師沒有在小溈山擔任住持的經曆。
密印，作為佛教用語有兩層含義：一是諸佛菩薩各有本誓，其理趣深奧秘密，因而稱“密”；為標誌此本誓，用兩手十指結種種之相，是為印象印契，所以稱“印”。一是禪宗指達摩西來所傳的、直指人心的“心印”，因是“教外別傳”，故稱“密”。禪門內相授密付，以心傳心。大溈山的“密印”，屬於後者。據本誌卷一《開山緣起》等文獻記載：唐元和八年（813）八月十五日，靈祐禪師受百丈懷海的指派入溈山，到元和末年（820），便已經開始構建禪寺，最初稱應禪寺。到文宗太和二年(828)，賜“真應寺”(後名三塔寺)，住僧曾達千餘人。武宗會昌年間，令毀浮屠，靈祐即日散眾，裹首自晦，流落民間。宣宗釋禁，恰逢相國裴休節鎮潭州，聞祐師道行，用自己的車迎接，親為落發。並捐資大建佛刹，置常住田三千七百畝。大中三年（849）奏賜寺額“密印寺”。又在寺南二十裏處，奏立同慶禪院，作為靈祐師的退居之所，即今祖師塔所在地。靈祐禪師於大中七年(853)圓寂，世壽83歲。建塔於同慶之側，諡號大圓禪師，塔名“淨惠”。靈祐最著名的弟子慧寂，到江西仰山開辟傳教。正是他們師徒的共同努力，創立了南禪第一個宗派溈仰宗。“溈”與“仰”是山名，合而稱之，成為派名。溈仰宗所證，是溈山靈祐禪師所印證之禪，故又稱為溈印禪。因其開辟溈山之功，靈祐又被尊稱為溈叟。宋蘇轍《浴罷》詩便有“恍如仰山翁，欲就溈叟卜”之句。因此，《大溈山誌》所述之禪宗源流，乃是禪宗溈仰宗自身的發祥史及其主要支脈的發展史。
《大溈山誌》的編纂者陶汝鼐、陶之典父子，為明末清初寧鄉名宿。陶汝鼐（1601—1683），字仲調，一字燮友，號密庵。明亡，更號忍頭陀，改名鞠延，字忍草。少奇慧，應童子試，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崇禎元年充選貢生。次年，入京師，肄業國子監。崇禎帝幸太學，群臣請複行高皇積分法，祭酒顧錫疇奏薦汝鼐之才，皇帝擢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後，由翰林待詔改職方郎，任監軍，複授檢討。詩、古文有奇氣，書法險勁，名動海內，時稱“楚陶三絕”。著有《廣西涯樂府》、《嚏古集》、《寄雲樓集》、《褐玉堂集》、《嘉樹堂集》、《榮木堂集》、《潛江縣誌》、《長沙府誌》等。陶之典，陶汝鼐長子，字五徽，號憺庵。工詩文，兼精醫術。順治間曾為安親王府教習，授內閣中書，不就。
關於《大溈山誌》的修纂始末，陶之典《溈誌跋》說得十分清楚：
先君子纂修郡邑《誌》，即紀載大溈山水特詳，而又別作《方外紀》，為靈祐祖師立傳，附溈宗本末著於篇。嚐憾舊無專誌，使名勝之跡湮日久而不彰也。歲戊申，慧山和尚道風盛著遠邇，福緣且輻輳，乃以《山誌》屬之先君，遣使布席，禮甚虔勤，先君欣然創稿。稿就十六，會滇南亂起，輟未竟。既數年，慧公謝溈事，別開龍山，未幾入寂。繼溈席者，迭代不遑汲汲於此，遂閣置。越二十有四年，康熙壬申，與峰禪師自大梅過溈，簡較遺跡，慨然圖繼紹，移書詰典……
戊申為康熙七年（1668），這年三月，陶汝鼐接受密印寺慧山和尚的聘請，利用纂修郡邑《誌》積累的相關資料，在當時寧鄉縣西一裏的鬆竹庵，一邊閱讀《五燈會元》，一邊開始了《大溈山誌》的編寫工作。不料《誌》稿完成十分之六時，滇南發生變亂，波及湖湘，於是輟手未竟。過了24年，即陶汝鼐過世八年之後，為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大梅與峰禪師寫信邀約陶之典以竟父師餘業。他在信中說：“《溈山誌》稿，纂自先史公，而先和尚實勤敦請，吾兩人並有遺責，其可弛是不問乎？願入山卒業，以毋墜厥緒。”陶之典則“悚然橐筆從之，自六卷以後，謹視先人義例，續為編摩。而以前卷中《法錄係要》一聽與公斷裁。邵陵劉君澹山，時有搜考之助，於是犁然乃有成書。”（《溈誌跋》）可見，陶之典接受與峰禪師的邀請，主持了《大溈山誌》的續稿、定稿，與峰禪師參與了前卷中《法錄係要》的鑒定，邵陽名士劉應祁（號澹山）則協助進行資料搜考。陶汝鼐初創時是68歲，陶之典受邀續稿時為71歲，父子都是當世名士，老成嚴謹，學富五車，因此《大溈山誌》的最終成果，遠勝於同類編纂，是理所當然的。
《大溈山誌》的續稿、定稿、刊刻工作，一直延續了七年之久，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竣工，陶之典寫《溈誌跋》時已經是77歲了。此書編成後一共刊印過兩次：第一次是續稿、定稿之時。開始是由當山和尚的峰禪師主持，不久他便圓寂了；接手的是天翼禪師，不久他也化去；最後在敬元禪師的主持下完工。從交付工匠算起，刊刻印刷花了整整十個月。按當時的工藝和造價，印數恐怕不會很多，因為到180多年後的同治年間，便很難看到原刻本了，於是就有了由五房僧人共同倡導的第二次刊印。密印寺住持碧曇仁禪師在同治十三年（1874）所撰的《重印大溈山誌跋》中，於追述《山誌》源起、續刊詳情之後，接著說：
距今一百八十餘載，其間又有塔銘事跡應所登記。於同治壬申夏，五房法嗣等同商續修溈誌，僉曰善。皆又曰，老《誌》一書，乃溈山根本，世遠年遙，僅存者有幾？印之宜急需，而續修又不可緩也。甲戌夏，倩梓匠於石梅，市玉版於朗江，將老《誌》印刷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