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改這部小說的第二稿時，也就是1991年，社會上忽然出現一陣“文革熱”。幾百萬《紅太陽》磁帶流入音像市場，文革時期的許多文物被複製，就連毛主席像章也風行一時。那時候，我居住的小樓窗戶正與某單位禮堂遙遙相對，那兒常常在夜晚舉行舞會，強烈的迪斯科音樂與《紅太陽》歌曲同時演奏，居然並無什麼不諧調感覺。不過，待我寫作間歇，靜靜點上一支香煙，想象著那個舞會上，一對又一對男女優雅邁著舞步，或激烈扭起屁股，卻播放著《草原上的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的樂曲，仍然不免油然而生啼笑皆非之感。
也許，是我們的時代變化太快了。今天，人們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曆史景象已經越來越模糊不清了。就連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搞不清楚什麼紅衛兵啦，造反派啦，走資派啦，黑幫分子啦，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他們未必明白這些名詞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好比，現代的少年兒童，隻知道卡通片、遊戲機，根本不會曉得彈球、拍三角、滾鐵環算什麼遊戲。別的且不說，往後北京城裏“胡同”這個名詞的含義恐怕也是要變成“小區”的同義語吧？或是可能從城市詞典中幹脆取消了。
寫這部書，我花了十餘年時間，完成一稿又一稿。我所寫的，是一個男孩子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動蕩時代中的心靈成長曆程，是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悲歡瑣事，也是北京城一條小胡同的幾幅潦草風情畫。在北京市東城區的確有過一條小雅寶胡同，我寫作此書時那裏舊的院落和胡同還殘存著，如今，也隨著北京城的改建拆遷大潮而變成了寬闊的馬路吧？我後來曾經多次在舊胡同的遺跡流連忘返，甚至還為它做了考證。我對它確實充滿感情。因為，我的兒童時代就是在那裏度過的。
當然，這部小說的一部分故事情節，也是根據自己童年生活素材而加工創作的。我呢，自然不必再貼上那個可笑標簽，“本書純屬虛構，請讀者萬勿與真人實事相聯係”雲雲。它畢竟隻是一部小說而已。我們僅僅將它看成是一片凋零的記憶花瓣吧，雖然幹枯了，卻夾在曆史巨冊中，作為某種標本而保存下來。
這部書的修改稿給許多朋友們讀過，感謝他們提出了很好的意見。老編輯彭沁陽女士在病中兩次仔細閱讀全稿，提出了珍貴的意見。她的敬業精神使我深深感動。應該說，這部書也浸透了這些朋友們的心血。
湖南文藝出版社在文化界頗有清望，出過不少好書，可我也深知目前海內外權威評論家們已經視小說為“衰落的藝術”，認為在新媒體崛起的時代，文學不會再受讀者青睞了。但是，使我意外又慶幸的是，文學事業家園仍然有著一批執著的守望者們存在。所以，我感激劉清華先生、羅尉宣先生的激勵獎掖，也感動劉茁鬆兄為此奔走的一片赤誠之意，這不僅僅是朋友間的情誼，更重要的是，這使我幾近於枯寂的心靈又充滿了生氣與希望。
2010年7月30日於北京白雲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