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向陽湖文化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
湖北鹹寧將向陽湖文化部“五七”幹校視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加以發掘研究並成書、成史，我十分讚成。這件事不僅對鄂南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有意義，對我國當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價值，能給今人和後人留下點有分量、可供思考和借鑒的東西。因此，從這兩方麵來看，我對鹹寧市和鹹安區重視開發向陽湖文化資源非常讚賞，積極擁護。
1969年我下放向陽湖時，正當不惑之年。一家四口下放幹校3年，對自己有意義，對孩子也有意義。我的人生經曆，在鹹寧這一段應該說是重要的。早在1996年5月李城外就曾登門采訪，我當時不太願意回憶這段往事，一直沒有寫出有關文章，因為感到怎麼寫都很難寫出有積極意義的東西，是身在向陽湖不認識向陽湖。雖然自己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但也不能給誌向高遠的年輕人潑冷水。是李城外感動了我。十多年來，他堅持不懈地專注於此事，埋頭苦幹，是值得學習、令人敬佩的。向陽湖文化能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能產生今天這樣的影響，李城外功不可沒，起了第一人的作用。他采訪了很多人，發表了很多文章，也約寫了很多回憶，有了明顯的工作成果。他的執著精神使我逐漸轉變了態度。2009年新年伊始，鹹寧市和鹹安區又在北京舉辦向陽湖文化人聯誼會，我欣然赴會，還有近100名“五七”戰士及子女“向陽花”們參加，省文化廳、新聞出版局的領導也到了場，可見向陽湖文化開發由個人行為變成了政府行為，這項活動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李城外在繼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向陽湖文化書係後，又編著了一套“向陽湖文化叢書”，即將出版，我表示衷心祝賀！
我認為，40年前大批幹部下放“五七”幹校，是不應該發生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不應該發生一樣，因為它本身就是“文革”的產物。但辯證地看，這批人在那裏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也受到了鍛煉，也會產生積極的東西，就像苦難的曆程也可以產生偉大的作品一樣。“文革”時期，在一種不正常的背景下，一個國家的文化部不務正業、整個地搬到向陽湖去了。不僅僅是部裏的幹部和直屬單位的文化人，還有他們的家屬和子弟都去了，對這個事情怎麼看？怎麼寫？我看是要從不該發生的事件中總結吸取曆史教訓。因此，不要回避文化部，因文化部有它的特點，它既有黨政幹部，還有一大批文化人，是一般的幹校代表不了的，身份也是別人不能代替的，在幹校的作為也是別人代替不了的。這些文化人可以寫日記，可以作詩、畫畫，還可以寫文章著書，這種獨特的經曆和作用也是別人代替不了的。我看了陳白塵先生的女兒陳虹寫的去向陽湖尋訪父輩足跡的文章，覺得很好，讀起來感到親切，能夠引發我回憶這段曆史。如原文化部副部長李琦患有高血壓，他挑著擔子在向陽湖的“452”高地勞動，幾乎倒在那裏；還有一位副部長徐光霄得了嚴重的哮喘，他在向陽湖幹拉風箱的活，大家於是說“兩個風箱一起拉”，可見多麼辛酸。可值得稱道的是，我們的作家、文藝家在那樣的一種情況下，也沒有喪失他們的信念，他們以自己的行動深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這就值得深入挖掘。當時我們被視為接受改造的，但是心裏並不服氣，怎麼文化部的幹部就那麼不好？我們一樣都是黨的幹部嘛！文化部同誌的政治素質並不比其他部的同誌差，怎麼一到文化部就成了染缸，成了黑的呢？所以那時候心裏有氣，有時候還爆發出來，頂撞“左派”。這批文化人把親身經曆寫出來，能夠比較深刻地反映當年的社會現象，使人們不忘這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