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隊地下室裏的“插班生”
2000年，我們1983年這一年齡段的球員開始接受國家隊的選拔。然而，第一批選拔名單裏並沒有我。
現在想來，這太好理解了。因為我從小給國家隊教練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別好——很調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聽話。所以，很多教練根本就不喜歡我。對於這樣的局麵，我並沒有心理準備，還感到挺傷心的。直到這時候，我才真的開始擔心了。錯過了這次進國家隊的時機，等到下一次再選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撥隊員競爭了。說白了，就是“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八一隊的高路江主任也很著急，那時他就說，無論如何都要搭個“末班車”，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這之後，又來了一份備份通知，說我又可以去國家隊了。其實，這份通知的名單上隻有我一個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國家隊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著一定要為自己、為高主任爭一口氣。兩個月後，亞洲青年錦標賽在日本開打，我拿下了男團、男單兩項冠軍。這兩項冠軍像一顆定心丸，讓我自己也讓高主任稍稍鬆了口氣。萬一那次又沒打好的話，別人肯定會覺得，我這個“插班生”是靠關係進的國家隊。還好，我用冠軍擊退了流言蜚語。
就這樣，我在國家隊裏也漸漸穩定下來。剛到北京後，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我們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裏。這個地下室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國家隊一隊住宿舍樓，二隊住地下室。國家隊內定期舉行升降級比賽，二隊成績好的升一隊，一隊差的退回二隊，成績的好壞直接與待遇掛鉤。
和我同一天到國家隊報到的邱波輝依然和我住同一間宿舍。地下室陰暗、潮濕，四個人一個房間，衛生間則是公用的，出門還得走上一段路。這都沒什麼。最難的，是剛到國家隊的那種壓抑。
因為我是“開後門”進來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現好，就怕教練不重視我，這是每天麵臨的最大壓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軍就是奧運冠軍，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我根本不敢抬頭，就盯著自己的飯盒扒拉兩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而且來到國家隊之後，那種大強度的訓練，是之前在青年隊和八一隊從來沒體會過的。當時每天練完，就想回到房間，躺在□□看看電視，什麼都不想做。那時候我們的能力還沒到師兄們的那個程度，可是每天的訓練量卻和師兄們是一樣的，我就感覺很吃力，特別累。
地下室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機沒有信號。剛去北京的時候，我還沒有買手機。臨行前，八一隊教練再三關照：“你到了那兒就好好訓練，千萬不要喝酒，也不要用手機。你就記住這兩條。”所以，差不多前半年，我都沒有手機，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賽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