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阿合馬對崔斌懷恨在心，想方設法陷害。後來，崔斌調任江淮行省左丞，又廢除了阿合馬的一些弊政。阿合馬遂派人搜羅崔斌細事，誣為犯罪，把崔斌處死。
真金聽說此事時，正在吃飯，當即放下筷子，急遣人前往相救，但為時已晚，崔斌的腦袋已經落地。
由於真金公開站出來反對阿合馬，漢法派勢力出現轉機，他們開始密謀采取更大行動，以除掉阿合馬。
益都千戶王著，看到阿合馬專權暴斂，引起了朝中內外的普遍不滿，一個個恨不得殺掉阿合馬，遂秘密鑄造了一個大銅錘，發誓要錘殺阿合馬，為民除害。
王著雖然膽量過人，有古陝士之風。但光靠他一個人也難以完成錘殺阿合馬之重任。王著深知這一點，於是與一個名叫高和尚的人秘密結納起來。
這位高和尚，原來是一位江湖術士，自稱有神術，可以役鬼為兵，打敗任何敵人。樞密副使張易聽說其事，遂向忽必烈建議，請求高和尚出山，幫助朝廷平定北方諸王的叛亂。
忽必烈聽信了張易的話，即派遣高和尚隨同和禮霍孫前往漠北出征，以試驗其神術，王著也被任為千戶同往，兩人開始結識
高和尚靠裝神弄鬼，怎能擊退敵兵?其結果不用說，人們也會知道。
高和尚神術無驗，裝病家中，他派人去向朝廷大臣說：“我要死了，過四十天後複活”。朝廷大臣半信半疑。正在這時，又有人來告，說高和尚已經死了。
於是，朝廷大臣派人去調查，據說，高和尚像死人一樣僵臥家中，他的孩子們則號啕痛哭。人們以為高和尚真的死了。可過了四十天以後，高和尚又出來了，“並且放出消息說，他複活了”。人們都以為高和尚有神靈，爭相傳頌並前來投拜。高和尚通過這種辦法，聚集了不少人。
就這樣，王著與高和尚深相交結，並與朝廷一些人取得聯係，等待時機，一舉殺死阿合馬。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忽必烈按照慣例，離開大都前往上都巡幸，皇太子真金隨同前往，阿合馬與漢人張易等留守大都。
王著一看時機已經來到，便與高和尚密謀舉事。他們計劃在十七日晚聚集眾人，找一個貌似皇太子的人假扮成真金模樣，詐稱太子還京作佛事，出其不意，殺死阿合馬。
兩人商議已定，分遣一部分人前往控製居庸關，另一部分人簇擁皇太子儀仗，乘夜入城。
在此之前，他們先派遣二名西番僧前往中書省，謊稱太子真金今晚要與國師回城作佛事，傳令中書省備辦齋品供物。二位僧人到達中書省，負責皇太子宮中警衛的高，見二人麵孔生疏，懷疑有詐，左盤右問，沒有結果，仍然將二位僧人逮捕起來，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聚集衛士，加強戒備。
將及中午，王著又遣崔總管假傳皇太子令旨，命樞密副使張易發兵，於當夜赴東宮門前會集。張易即率領右衛指揮使顏義（或作顏進）領兵至宮外，正巧碰到高的警戒部隊，高問：“果何為?”張易神秘地回答說：“夜後當自見。”
高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張易才附耳悄悄地告訴高說：“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從張易的回話分析，張易好象參預了這次誅殺阿合馬的活動。
入夜，王著派人先行馳見阿合馬，說太子馬上就要到了，命中書省官員到宮前迎侯。阿合馬害怕皇太子，不敢疏忽，即派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健德門，遠程迎接並觀察動靜，很快與王著、高和尚的部眾相遇，假扮成真金模樣的皇太子大聲斥責脫歡察兒等人無禮，下令將其殺死。
隨後，王著將銅錘藏入袖中，奪馬南入健德門，直至東宮西門外。這時，夜已二鼓，守衛東宮西門的高、張九思見燭籠儀仗、人馬喧囂而來，正在緊張和恐怖之際，隻聽一人來到宮門前大呼開門。
高、張九思因為聽了張易的話，心怦怦直跳，甚不放心，二入商議說：“以前太子殿下還宮，必派完澤、賽羊二人先入報信，然後啟關。我們隻有見到他們二人才能開門，以防不測。”
於是，高大聲呼喊完澤二人，不見回音。高疑慮加深，對叫關者說道：“皇太子平日未嚐行此門，今何來此也?”王著、高和尚一聽，知道走錯了門，趕緊循垣轉趨南門，大聲喊開宮門，在富前下馬。
阿合馬不敢怠慢，急忙率領中書省官員來迎。偽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大聲責問起阿合馬來。就在偽太子責問阿合馬之際，王著從袖中取出銅錘，突然抓住阿合馬，高舉銅錘，砸碎了阿合馬的腦袋。
繼而，他們又把阿合馬的死黨都禎叫來，當場殺死。又把右丞張惠抓了起來。其他官員見狀，莫測其故，誰也不敢說什麼。
守衛西門的高、張九思見王著一行轉向南門，心中疑惑，遂留下張子政等人守門，也騎上快馬趕至南門。
當他們二人趕到南門時，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郝禎被殺，知道悄況有詐，大聲喊道：“此賊也!”急令衛士前往捕殺。留守達魯花赤博敦聞聲持梃直前，一梃將偽太子擊落馬下，衛士弓矢亂發，起事者頓時潰散，高和尚逃走，王著挺身而出，泰然就擒。
當日黎明，中丞也先帖木兒與高等立即馳往上都奏報。忽必烈自察罕腦兒獲得大都暴亂的消息以後，大為震怒，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裏等馳返大都進行查辦，很快在高梁河捕獲高和尚。判處王著、高和尚死刑，張易也因受起事者調動兵馬而同時被處死。
王著臨刑時，視死如歸，大聲說：“我王著為天下除害，今天就要死了，將來必定會有人記述我的事跡。”當時，王著隻有二十九歲。
這次參加大都暴動的多達數千人，冒充皇太子儀衛的隊伍就達八十餘人。
這次暴動的組織也很周密，並能竊用皇太子儀仗、印信，使用關防騙開大都城門，調集官員和軍隊，就連阿合馬本人也沒有任何察覺，順利地達到了鏟除阿合馬的目的。大都暴動，殺死阿合馬、郝禎以後，再未亂殺。
這種精心的組織和安排，絕不是一般的下層平民所能做得到的。很可能這次暴動的幕後組織者就是張易，說不定皇太子真金也曾預聞此事。
此事暴發以後，忽必烈以為非同小可，他曾懷疑事變的背後有更大陰謀，甚至懷疑漢人要推翻他的統治。因此，當有人說張易不僅是應變不審遽以發兵，恐怕是位知情者，應該傳旨四方時，曾有意應允其請。
但忽必烈畢意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沒有貿然下旨，而是等到弄清事實真相以後再作處置。為此，他特意召見董文忠薦用的儒臣王思廉，避去左右，問道：“張易反，你知道嗎?”王思廉回答說：“不太清楚。”忽必烈說：“造反就是造反，還有什麼說不清楚的呢?”王思廉慢慢地回答說：“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群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在弄不清楚屬於哪一種。”
王思廉實際上是想方設法為張易辯護，暗中寓有張易既使參予殺死阿合馬之事，也不是造反，僅僅是反對回回人阿合馬而已，決不是反對大汗忽必烈。果然，忽必烈又問起是否反對他的問題來，忽必烈說：“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璮之臣，豈是因為我也像漢高帝、趙太祖那樣，驟然得帝位嗎?”王思廉回答說：“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
忽必烈聽了以後，十分感歎地說：“朕往者，有問於竇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
忽必烈說到這裏，看了看王思廉，問道：“張易所為，張文謙知道嗎?”張文謙早年與張易是同學，二人關係很好，皆與許衡等漢儒過從甚密，因此，忽必烈也懷疑起張文謙等漢儒了。
王思廉明白忽必烈的意思，一口斷定說：“張文謙不知。”忽必烈追問：“你怎能證明張文謙不知道?”王思廉回答說：“二人不和，臣所以知道他不知。”
從忽必烈和王思廉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忽必烈不但認定張易參預了謀殺阿合馬之事，而且懷疑漢臣是否要推翻他的統治了。
當時，漢臣極力維護其利益，想方設法為張易開脫。就連事先預聞張易所說，“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之語的張九思，也找到皇太子真金說：“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複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真金將這些話轉達忽必烈。
忽必烈在查清這些漢人隻是反對阿合馬，而不是反對他以後，不失時機地采取了緩和漢人輿情的措施，同意將張易的罪狀改為“應變不審”，免於傳首四方，對一些有牽連的人或家屬也不予追究。這種作法無疑是正確的。
王著錘殺阿合馬事件，正像忽必烈調查結果那樣，不是漢人反對忽必烈的鬥爭，而是漢人反對阿合馬專權暴斂的鬥爭。
實質是朝中漢法派官員反對以阿合馬為首的包目派官員的鬥爭。當時的漢法派，包括傾向於漢法的蒙古貴族都反對阿合馬采用回回法大肆搜刮，是漢法派反對色目法派的鬥爭，確切地說，是漢法中義理派反對色目功利派的鬥爭。
王著錘殺阿合馬，廣大漢人拍手稱快，消息傳開，大都市民無不喜悅異常，
人們在歌頌王著俠士之行的同時，紛紛揭露阿合馬貪汙受賄和賣官鬻爵等罪行，說阿合馬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忽必烈得知此情，怒不可遏，下令將阿合馬剖棺戮屍，從墳墓中把阿合馬的屍體挖出來，“在腳下係上繩，拖到市場的‘廣場’上，讓大車從他身上駛過”，“縱犬食之”。
忽必烈又下令籍沒阿合馬家財，在搜查其妾住家藏時，“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具存”。
忽必烈聽說此事，氣得要死，下令活剝了阿合馬的兒子忽辛、阿散等人的皮，把阿合馬“四十個妻子和四百個妾分配了”，把“他的財產和家具都充了公”。
忽必烈又下令，原來因向阿合馬獻納妻女姊妹而得官者一律罷黜，將阿合馬占據的民田給還原主。阿合馬的黨徒得到了比較徹底的清算。
漢人張易、王著、高和尚等人在同阿合馬鬥爭中，雖然死亡了，但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漢法派及以太子真金為首的傾向於漢法的蒙古貴族。
理財失敗丟性命
這裏所要講述的盧世榮理財及其失敗，揭示的是漢法派內部義理派與功利派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是蒙、漢義理派同蒙、漢功利派的一次較量。
阿合馬被殺以後，皇太子真金推薦和禮霍孫為中書右丞相，耶律鑄為左丞相，甘肅行省左丞麥術丁為中書右丞，張雄飛為參知政事，張文謙任樞密副使，董文用為兵部尚書。
真金和和禮霍孫都是傾向於漢法的官員，真金自幼就受儒家思想熏陶，成了儒家思想的忠實信陡。
主掌中書省大權以後，更是注意學習漢人的統治經驗，他曾遣使征召原南宋工部侍郎倪堅，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倪堅對曰：
“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奸黨權臣”，告誡真金，要以“仁”治天下，真金深以為然。
真金曾經勸蒙古貴族子弟阿八赤入學讀書，阿八赤即遵令進入蒙古國子學，學習蒙古文化，過了一年，真金又見到阿八赤，問其讀什麼書，阿八赤回答說讀蒙古書。
真金心中不悅說：“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監”，改學漢文。真金還曾對新提拔上任的參議省事何瑋、左司郎中徐琰說：“汝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盡平生所學，力行之”。
可見，真金就是要用孔子的“仁學”思想治理天下，屬於義理派的代表人物。和禮霍孫也傾向於漢法，真金為了鼓勵他放手更改阿合馬在經商思想指導下實行的功利法，特對他說：“阿合馬死於盜手，汝任中書，誠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苟或沮撓，我當力持之”。
真金和和禮霍孫開始加大力度更改阿合馬時期的政治、經濟等政策。他們大力查處阿合馬黨羽，起用一批忽必烈幕府仍健在的元老舊臣，又征聘了一批漢人儒士，如郭佑、何瑋、徐琰、馬紹、楊居寬、楊恭懿、劉因、何榮祖、楊仁風等，極大地擴大了義理派的勢力。
隨後，他們就著手改善吏治。
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和禮霍孫上言：“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並省為便”。馬上得到忽必烈批準，裁撤了阿合馬所濫設的一百七一所官府，汰除了不少冗官。
政府相繼規定，民間貸錢取息，應以三分為率，不許多取；禁止本路長官任用私人擔任所屬境內府、州、司、縣的官員；整頓鹽法和鈔法；檢校京師及其附近地區隱漏田土，按畝征稅，令權貴所占田土歸還各戶；裁汰江南所括十九萬匠戶，還籍為民。
同時，忽必烈又規定，中書省和禦史台等機構如有處理不公之事，允許人們赴登聞鼓院擊鼓上訴。
真金和和禮霍孫整頓社會秩序，主要是更改阿合馬所行各項措施。其中，主要是從政治製度方麵清除阿合馬時期的積弊，而在發展經濟和增加政府財源方麵未提出任何積極有效的措施。再加上，阿合馬死後，“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人們隻談“仁義”，而不敢談理財富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
忽必烈見阿合馬死後，重新改組的中書省官員，個個隻會空談“義理”，誰也不能為富國裕民提出新的舉措，大失所望。開始積極尋求能夠幫助他理財富國的人。
總製院使桑哥很為忽必烈信任，他見忽必烈積極尋求理財之人，便把漢人盧世榮推薦給忽必烈，說盧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
忽必烈所說有此等奇才，非常高興，忙下詔召見，奏對之間，頗合忽必烈之意，準備大用。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忽必烈特召中書省官員與盧世榮在禦前廷辯，各自講述自己的施政方針與救弊政策，互相也可詰難。
辯論中，忽必烈對和禮霍孫等中書省官員的發言和論辯，越來越不感興趣，而對能言善辯的盧世榮的富國裕民新設想，大為欣賞。辯論的結果，以盧世榮的勝利和禮霍孫等中書省官員的失敗而告終。
忽必烈下決心重新改組中書省，任用盧世榮推行他的理財新措施。這時，安童和皇子那木罕已從被俘的海都處及欽察汗國處釋放還朝，盧世榮建議仍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當即為忽必烈所采納。
於是，忽必烈罷去和禮霍孫、麥術丁、張雄飛等人，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前禦史中丞史樞為左丞，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並為參政，前戶部尚書拜降參議中書省事。
盧世榮被破格提拔為右丞的第二天，就與安童一起向忽必烈建言：“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例皆奏罷，其問豈無通才?宜擇可用者仍用之”。忽必烈表示同意。於是，盧世榮起用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等多人，開始實施他的理財新措施。
盧世榮的理財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整頓鈔法。中統鈔發行之初，印數有限，幣值穩定，信譽較高。阿合馬專權之時，為了搜刮財富，大數量印行紙鈔，使中統鈔不斷貶值，物價上漲，紙鈔的信譽逐漸降低。盧世榮為了穩定幣值和擴大財政收入，確定金銀價，準許民間使用金銀交易，又大括天下銅錢，計劃鑄造至元錢和發行另一種綾卷，與中統鈔相參行用，用這些本身具有價值的貨幣，穩定中統鈔的幣值。
盧世榮又將各路平準庫改為平準周急庫。平準庫所存本來是因發行紙鈔而存貯的準備金，專門負責紙鈔與金銀兌換等，以保證幣值穩定。
盧世榮將平準庫改為平準周急庫以後“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眾，而本且不失”。
將平準周急庫的紙鈔準備金輕息貸給人民，既可起到穩定紙鈔幣值的作用，又可從高利貸者手中奪回些商業經營利潤，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第二，實行鹽、鐵、茶、酒、糧食國營專賣和提高商稅政策。
為增加政府收入，盧世榮也主張實行部分商品專賣政策，由國家和商人聯合經商，並提高一些商品的價格。
如鹽法，以往“鹽每引十五兩”，而“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商人牟利在三倍至四倍以上。
盧世榮建議食鹽由國家專營，將“二百萬鹽引”賣給商人，讓商人代售。留一百萬引散發諸路設立的常平鹽局，由各級政府直接出售。
如果商販隨意增加鹽價，政府即將自己直接控製的鹽引按規定的市平價格出售，以平抑物價。這樣做，既保證了“庶民用給”，又增加了國家收入。
盧世榮在經營鹽引時，適當地提高了鹽價，對老百姓並無損害，而政府則從商人手中奪回大量金錢。
對於鐵也實行官營製度，對於酒的專賣，主要是針對富豪造酒質量低劣且價格昂貴提出來的。當時，“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盧世榮建議“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僅酒專賣一項，據盧世榮估計，可以“增舊課二十倍”。茶和糧食也實行國營專賣政策，在糧價控製上，充分利用各地的常平倉，在穀價賤時，政府收購大量糧食，存儲起來，以備糧價上漲時再按原來市平價格出售，以穩定市場糧價。至於茶葉，也沒有增加老百姓的負擔，而是削奪了茶商的利益。在對外貿易方麵，盧世榮“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即政府造船並承擔經商資本，而由政府選中的商人去經營對外貿易，獲利按三七分成。這種官本商辦的對外貿易形式，在元代被稱為“官本船”製度。後來長期沿用。
第三，設立規劃錢穀和管理經商的機構。盧世榮在全國州郡城市設立市易司，管領牙儈（中間人），商人貨物四十分取一，其中四分給牙儈，六分作為地方官吏俸祿。又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請罷行禦史台，各地按察司改為提刑轉運司，兼管錢穀等事，設立了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司等。又請中書省立規措所，以規劃錢穀，用善於經商者作為官吏，不管是不是自身人（一般百姓），隻要善於理財能夠賺錢就行。
第四，發展畜牧業。盧世榮又建議在上都、隆興等路設群牧都轉運司，以官錢買布帛於北方易羊馬，選蒙古人放牧，畜產品中的八成交官，餘下的二成歸牧民所有。牧養的馬匹還可以充軍用，羊可以供賜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