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是最好的嗎？
趙汀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員，長城學者
在具體論題上，桑德爾教授這本書針對的是人類試圖以科學技術（特別是基因技術）改善人自身之自然性質的問題，而從其深層問題去看，這本書處理的是關於“未來”的理解，即人類如何對待作為不確定可能性的未來，這同時也是人類應該如何接受自然之所與（the given by the nature）的問題，或者說，人應該如何接受自身作為一個偶然存在。我很榮幸能夠為桑德爾教授這本討論前沿問題的精彩著作中文版寫一個導論。
月初波士頓依然大雪紛飛，桑德爾教授與我約好在哈佛“教工會所”吃飯聊天。既然要給他這本書的中文版寫序，我本想主要討論這本書涉及的問題，但結果我們卻順其自然地更多討論了他另一本書《金錢不能買什麼》的主題：金錢，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現實似乎顯得比未來更迫切——盡管未必如此，如果有些現實問題使我們一籌莫展，我們就隻好等著，什麼也不做。按齊澤克（Zizek）的說法，我們不應該不好意思大聲說出來：“我們就守株待兔！又怎麼樣？”金錢的統治正是人們深感不滿而又無力以抗的現實，人們甚至屈服於金錢統治並與之共謀，那麼我們又能做什麼呢？桑德爾相信，我們至少可以加以批判，所以他就進行了深入批判。不過此種批判隻是指出了金錢統治的困境，卻仍然未能指出擺脫金錢統治之路。桑德爾“金錢不能買什麼”這個說法其實稍有歧義，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說“金錢不應該買什麼”，至於“金錢不能買什麼”，這個問題似乎沒有樂觀的餘地。金錢能夠購買一切，這是馬克思早已確認的現實，馬克思主義試圖推翻萬惡的資本主義卻一直都沒有成功。桑德爾說他在十多個國家做過關於金錢問題的哲學報告，多數國家的聽眾都非常同意金錢必須有所不能，但是——他讓我猜，哪兩個國家有相對多的聽眾對他的金錢批判不以為然，我猜對了：美國和中國。不知道這是否說明了美國和中國是對資本主義最感興趣的國家。
桑德爾這兩本書的共同語境都是資本主義，而其核心問題卻涉及整個現代性的精神實質，我願意把它說成：現代性的宗教性。上帝死了（尼采）隻是告別了宗教，卻沒有告別宗教性。換句話說，現代不再以宗教作為思想界限和價值來源，這隻是脫離了宗教，卻沒有脫離宗教性，而是把現代性變成一種宗教性——我相信這是現代性的隱秘精神。現代性的宗教性集中表現為人定勝天的進步觀和人權。進步觀和人權意味著人的神權，意味著人決心把人變成神，盡管在現實上尚未實現為神，但已經在概念上先行自詡為神，而且以概念作為抵押而預支了神權。人權就是人的神權，按照人權概念，殺人就是殺神（當然，後現代的激進左派會揭露人權在實踐上的虛偽：並非所有地方或所有人的人權都被一視同仁。在此不論）。人權被認為是最大的進步之一種：人被解放為不可殺的存在，因此具有了絕對的神聖性質。人的主體性（也就是人的神性）意味著，人蘊含並且解釋了一切價值，於是，人是萬物的定價者。人用來自造神性的神跡，或者說人的神性的典型證據，就是“萬能的”金錢和技術，這兩者都使自然萬物失去了自身的價值。
我不敢肯定桑德爾教授是否同意關於現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盡管他批判了“萬能的”金錢和技術。對此我想稍加論證。金錢的神性在於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現實的，金錢的本質意味著“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於任何具體事物的現實性，相反，它可以“萬能地”兌換成任意某種現實性，因此金錢具有一種形而上學性質，一種超越的（transcendental）性質。類似地，技術是對自然所給定的秩序和結構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類的欲求而“萬能地”改變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變成它所不是的那樣（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這裏並非否認“人為”的意義，事實上，人為之事正是人類所以為人的證明，是人類作為偉大創造者的證明。但問題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變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會導致自我懲罰的災難？會不會是人類過於自負的毀滅性冒險？技術的疑點在於：技術改變自然的依據是人的欲望，而不是關於自然的絕對知識，即上帝才擁有的那種“全知”，人顯然缺乏此種全知，因此不可能給自然安排一種新的“先定和諧”（萊布尼茲），相反，往往隻是了破壞自然的先定和諧。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是對自然的否定，因為技術是逆自然的；而工藝（arts）是對自然的致敬，因為工藝是順自然的。
試圖超越自然而證明人類的神權，這是整個現代性的問題，而不僅僅屬於資本主義，同樣也屬於共產主義。馬克思要求人類解放自己，就是宣稱人類具有神權，隻不過其中的宗教性由原來被神拯救變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國際歌唱的：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現代對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對人類神權的追求，通常說成是對自由（liberty）的追求。隻有徹底的自由才達到神性，於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須徹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則就仍然被某種桎梏所限製，因此，徹底解放不僅需要擺脫各種權力（王權、政府、教會、等級、習俗、傳統價值觀等等）的支配，還要擺脫自然的支配。在這裏我們可以看清解放與進步的內在關係：每一種進步都帶來一種自由，都是走向最後解放的過程。
在進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論之前，每一種進步和解放都是主體性的凱旋，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電燈、電話、青黴素、X光、疫苗、個人權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當進步和解放最終遇到自身悖論，就可能由主體性的凱旋變成主體性的自我否定。這意味著，人的神話可能是有極限的，其實不可能化人為神。桑德爾集中討論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話的一個極限。桑德爾的基本立場可以說就是希望人的神話在其極限處能夠停下來，不要去挑戰自然的容忍底線。這樣一種“及時刹車”的理智態度決非保守，而是“正常”。不過，在這個“政治正確”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小心地理解這個日常詞彙，否則會被質問：什麼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確，就無法把任何事情說成不正常的了。為了避免誤解，我願意使用一個足夠古老而不至於被“政治正確”所質問的詞彙：中庸。桑德爾的立場可謂中庸之道，一方麵是避免極端、留有餘地的風險規避態度；另一麵是對自然和傳統智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