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曆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遍布王朝興衰更替的故事，它看似錦繡紛呈的萬花筒，又像變化無端的魔方。這不單使執著於文化的獵奇者神往，也使許多醉心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們癡迷。一句古話經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以史為鑒，可知興衰。這句話流傳了千年，業已為後世之人達成共識，也是千百年來讀史者最廣譜的理由。然而“為鑒”之法，卻大相徑庭。
顯然，以道德作為衡量曆史得失的尺度，不是個明智的選擇。原因在於，道德不是一個恒定的常量，而是一個變量，會因時間、地域乃至個體的不同而有所差別，甚至是完全相反。可以說，簡單的道德尺碼，容易讓人迷失於偏頗的價值觀中，使人辨不出曆史的真實麵貌。
挖掘曆史中的權謀，無疑是成熟些的選擇，對於采取此種視角的讀史者來說，褒義的評價是老謀深算，貶義的評價是老奸巨猾。應該說，中國的曆史文化中，向來不缺少這種算計人的智謀，但是對於興衰變化的深層原因卻少有研究，除了簡單地貼上道德標簽作為總結外，很少拿得出規律性的、帶有技術含量的內容。
由此可見，常見的讀史視角實在難以起到“知興衰”的作用，它的局限性使它承載不了如此龐大的負荷。於是我們不得不另辟蹊徑，來找尋這規律性的、帶有技術含量的內容。
既然談到規律，那麼我們的視角就該定位於科學而非玄學。科學，就要有係統的論據作為支持，而論據的來源則無一能脫離曆史。我們不妨這樣理解，曆史，是當今社會科學的分析樣本，更是過去社會科學的實踐報告。
不可否認，曆史是客觀存在的，無論世人以什麼樣的方式去看待或闡釋，總有些曆經滄海桑田仍不能改變的事物永存——這才是我們要的帶有技術含量的內容，也是無數曆史愛好同仁皓首窮經，試圖通過冗雜的曆史資料，穿越時光的障礙，撥開重重人性迷霧所要探詢的興衰密碼——曆史的一般規律。
然而揭示曆史的一般規律卻遠非易事，除去要仔細品讀卷帙浩繁的史籍外，還要在讀史的過程中，過濾掉虛假信息。這是個絕對不能忽略的問題。自孔夫子開始，許多曆史記錄者就根據自己的好惡肆意篡改曆史，為這個壞風氣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河。以至於後世的統治者們修史，也沒了道德底線。典型的如乾隆皇帝，公然命人在四庫全書裏杜撰、篡改曆史，此行為不可謂不無恥。
若說孔丘篡改曆史（文學界通行的說法叫“曲筆”）還有幾分可愛，因為這畢竟是出於一種善意的理想，那麼嶽珂杜撰曆史就有了明顯的功利色彩。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承傳、重淵源的國度裏，背負著死刑犯後人的名頭，想在政治上出人頭地，不免有囈語之嫌。想要在政治上翻身，首先就要洗清自己“政治審查”上的汙點——祖一輩的案子一定要給平反，否則不單自己無法出頭，恐怕自己的子孫也要捎帶著見不得天日。因此他把畢生的精力都用在為祖父平反上。究其一生，在政績上乏善可陳，但是在仕途上卻能步步高升，實乃是他在平反工作中功績彪炳的證明：寧宗、理宗大約都認可，當初高宗懲處嶽飛過於嚴厲，於是對其子孫給予了相當的政治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