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時妻子去結賬，發現我不能按照公務員標準享受醫保。我急忙打電話向組織部谘詢，組織部的解釋是：掛職人員掛職期間身份不變，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崗位以後，按新的崗位重新確認身份。由於我掛職前是事業編製，也就是說，我掛職五年還不是公務員！
自離開政界以後，突然之間我從公眾的視野裏消失了。人們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見舞台再次發聲。許多人以為我會就此倒下，其實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腦也從未停止過思考。5月26日，臨上手術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陳安慶打來的電話，他再次鼓勵我把掛職五年的經曆寫下來，為後世留一份珍貴的記憶。上午10點30分，手術室裏的護士準點來到病房接我去手術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後把我的手提電腦拿到病房裏來，我要動手寫《官路》。妻子雖然不悅，但並不忍心拒絕我。她怕我全麻之後不再醒來。
其實我也害怕。
對於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體，我總是很淡泊地對父親說：“生死有命，何必那麼在意？與其沒有意義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個時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為還沒想好死後，我該為子孫後代留下點什麼。如果什麼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來臨，因為沒有遺憾，所以能夠坦然麵對。生命，其實隻是一個過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長短？
10點43分，帶著強烈的求生欲望，我被推上了手術台。女麻醉師拿著一個麥黃色的呼吸罩，很溫柔地對我撒了一個善意的謊：“先吸兩口氧氣。”我信以為真，吸了兩口，便幸福安詳地暫時離開了“人世”。待我恢複知覺回到陽間，突然冒出了一種怪怪的感覺：“像這樣死去真好，沒有痛苦，不知不覺……”
第一個來看我的，是我的老師張萬雄。他原以為我是因為工作安排不爽，找一個借口住個院散散心，沒想到我一下子挨了十刀。其實，早在去年下半年我就應該手術，痛風結節讓我的手腳嚴重變形，可當時由於工作太忙，抽不出時間。到了今年3月，妻子敦促我趕快住院，我說，還是等一等吧，掛職就要結束了，待新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後再做手術。我不願在離開之前給人們留下一個“借住院為名收斂錢財”的惡名，要走就走得幹幹淨淨。
對我的這種態度，父母極為讚賞。特別是一輩子省吃儉用、“把錢看得很重”的父親，突然變得大方起來，他主動對我說：“你馬上要到一個新的單位上班，路途遙遠，又沒了專車，很不方便。我也曉得你每個月隻有那麼一點點收入，孩子要讀書，還要還房貸，為了照顧你，老婆又辭了職，連過日子都有些緊巴巴了，不可能有多餘的錢去買車。我和你母親商量好了，等你好了我們出錢幫你買一輛。”
“二老的心意我領了，我暫時還不想買車，先擠一擠校車再說。”我不忍心去花父母積攢起來的辛苦錢，便不假思索地回絕了他們的好意，“你們要幫就幫幫大哥，他離了婚，生意又不景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