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張欣住在一位朋友在鄉下的房子裏。盡管這個地方清幽秀麗——有樹木、馬兒和池塘——她的內心卻不能平靜：西方的生活也不再吸引她。她下定決心，如果她現在不回中國，就永遠也不回去了。而她如果還要和潘在一起，他們必須找到共同工作的其他方式。
她給他打了電話，他們談了很久。她主動提出：“我辭職，你自己幹。”而且，她說，她想要個孩子。張說，這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理性”的決定，“這就好像我從背後狠狠地推了自己一把”。
她回到北京，很快就懷了孕，那是她的第一個兒子，她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潘掌握了公司的全部權力。通過和小投資商合作，他簽下了一個樓盤又一個樓盤。同時，這對夫婦委托張永和在北京郊外為他們建一座鄉村住宅，張永和後來設計了長城腳下的公社中的土宅。
張欣在城裏和郊區工地之間往來穿梭，監督房子的進展，與張永和定期見麵、談話。對他而言，建築是家族事業；他的父親曾經設計了天安門廣場上的革命曆史博物館。但這位兒子卻是在美國受的教育，他博采眾長，非常前衛，特別強調建築中的文化意蘊。他們之間的交談激發了張欣對建築的興趣，她看了大量的建築書籍。
“就像開研討會一樣。”張告訴我。那幢房子讓她驚喜不已，她和潘決定把它叫作“山語間”：高高的鋼柱、石牆、大窗戶——又大又深，卻灑滿陽光。這將是一家人度周末的地方。但她和張永和的這一段合作卻讓她開始考慮，自己也可以做建築。她回憶起在香港、歐洲和美國見過的所有建築；香港，一個人口高度密集、高樓林立的城市，是一個尤其有用的參照物：在那個超級現代的城市風景背後，每一寸空間都經過仔細計算。這在北京也可以做到嗎？
潘石屹是個實在精明的商人，不可能不充分發揮張欣的作用。因此，在SOHO現代城開工之前，他做了一個分工：他負責財務（包括合同談判、籌資、銷售、政府公關），而她做建築設計、項目管理和國際關係上的決定。這一次，張欣證明自己在這份工作上如魚得水。“她感性、浪漫，但也是個非常精明的商人，”張欣的一位海龜朋友洪晃（洪是北京很多家時尚生活雜誌的出版商）說，“這是個有效的結合。”
做SOHO現代城的時候，張欣挑選了一些年輕的中國設計師，鼓勵他們大膽一些。這就形成了最終讓這個項目一舉成名的許多特色。這些公寓有著很大的客廳、很小的臥室，沒有陽台——與北京傳統的居室反其道而行。落地窗從地上頂到天花板，保守的人認為這是不安全的，再配上精巧的木製內飾，而不用通常的沒打磨好的“白色箱子”似的表麵。在色彩上，每一座樓的外立麵摒棄傳統的灰色，代之以活潑的色調：紅、黃、綠、紫。同時，不采用昂貴浮華的材料，如花崗岩和不鏽鋼。有些公寓裏有可移動的牆，可以輕易地改裝成辦公室。針對北京越來越多的小型私企，引入“SOHO”的概念——小型辦公、居家辦公。
於是，為了使這個地方具有“藝術氣息”，張欣委托新意迭出、在北京的前衛圈子裏聲名赫赫的藝術家艾未未組織一場地麵裝置藝術展。艾曾在紐約生活多年，最近才回到北京。因為他總是捅婁子，大多數開發商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張欣卻給了他資助，並承諾讓他完全自由發揮。艾未未沒有讓張欣失望。一切按照預定的時間進行，各個樓裏的公共區域擺著十多個詼諧、好看、非常“現代”的雕像和裝置，幫助潘石屹和張欣吸引了年輕富裕的都市人。
接著，就在工程完工，可以啟動銷售活動的當口，潘的銷售總監鄧智仁跳到另一個公司去了。而且鄧很快就拉走了紅石銷售團隊的許多成員，還公開說潘的壞話。潘石屹和張欣立即起草了幾份聲明，召開記者招待會，以防更具有破壞性的言論傳播開來。然而，一夜之間，開發商、媒體，甚至已經在SOHO現代城買了房的業主，都在指責這個項目：價格奇高，質量難保。其中一家競爭對手、華遠集團的老總任誌強說SOHO現代城是“垃圾房子，應該被炸掉”。他還跑到電視上去抱怨說SOHO的設計在北京市建委的審查中隻得了3分的低分。“差點沒通過，”任憤憤不平地說，“但是他把一個3分的產品賣到了5分的價格，還製造了10分的影響。”
如何回應這一衝擊？“一個英雄會拔劍自盡。”潘狡黠地笑了，他的下一步行動看起來還真像是自殺。危機之中，一本收集了所有批評潘和SOHO現代城的書擺上了北京的書攤——潘自己出版的。這一招還真靈：他們的反對者罵得越厲害，他們就越能夠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和解釋，他們和媒體溝通得越多，他們就越顯得有理。直到現在，房地產界也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像他們那樣從容冷靜、智慧過人；當然也沒有哪一家能夠像他們那樣善於和媒體打交道；也沒有哪一個房產項目曾受到這麼多媒體的關注和報道。
“在今天這個時代，”潘說，“隻有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有爭議的人，才會吸引別人的注意。隻有那樣，人們才會關注你。”潘引用了一位給了他靈感的美國人的話，這個美國人甚至比美國地產大亨唐納德？特朗普還有名，他就是比爾？克林頓。克林頓在萊溫斯基醜聞發生期間，在媒體麵前的表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他看起來已經不堪重負，他還是不得不去出席晚宴，麵對外國記者，”潘說，“他的壓力一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