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書雜乙丙之言，則甲之思想學說混；周書羼秦漢之語，則周之學術係統亂；辯偽之學所以不容已也。然進化之說，按之學術思想雖未必盡驗，而後人之作，亦未必皆遜於前；古人之言，亦未必盡善。辯偽者，每貴遠賤近，崇古卑今，一若閑聖護道者然。真古人者，奉為珍寶，舁於九天；偽於後者，視如糞壤，拋於九淵。胡應麟為《四部正訛》曰：“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口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衒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渺淺也！”至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更變本加厲，謂：“不量綿薄，摧廓偽說，犂庭掃穴，魑魅奔逸，雺散陰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經，翼聖製，其於孔氏之道，庶幾禦侮雲爾。”流風所被，成為習尚，去取定於真偽，是非判於古今，辯偽之書出，而古籍幾無可讀焉！
著書托名古人，斯誠卑矣。然周秦諸子，靡不托古改製，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皆宜保存；惟疏通明辯，使還作主，而不贗偽古人，亂學術之係統已耳。如《列子》出晉人，非列禦寇作，近已漸成定讞。晉人之書，傳者絕鮮，據此以究戰國學術固妄；據此以究晉人學術，則絕好材料，不得以其非列禦寇作，而卑棄不一顧。故餘以為與其辯真偽，必益以考年代，始為有功於古人，有裨於今後之學術界也。惟史料之書，其功用在史實，後人向壁虛造，自全無價值。如《竹書紀年》出汲塚，真偽姑不論，今本全非汲塚之舊，淆混史實，錯亂年代，誠宜析辯而雜燒之。即言理之書，若《文子》之襲《淮南》，慎懋賞本《慎子》之衲百家（餘別有《慎懋賞本〈慎子〉辯偽》，載《燕京學報》第六期），割裂剿同，毫無詮發，原書可讀，何須乎此？亦應疏通證明，無使濫竽著作之林，而耗學子披讀之功。
考年代與辯真偽不同：辯真偽，跡追依偽，擯斥不使廁於學術界，義主破壞；考年代，稽考作書時期，以還學術史上之時代價值，義主建設。考年代，則真偽亦因之而顯；辯真偽，而年代或仍不得定。
吾國為文明古國，學術思想，發達最早，書籍浩繁，幾為全球冠；而詳贍有係統、有組織之學術史，今尚闕焉。區區小子，未敢多讓，思竭綿薄，從事於上古一部。而各書真偽，前人雖略有考訂；至其年代，則論及者鮮。朱紫並收，一依舊題作者為敘，則虛偽不實，無史之價值；且學術係統，亦茫不可理。去偽存真，則有價值之材料，坐視廢棄，故不得不先為考年代之學。海內賢達，有聞之而興起者乎？各以性之所近，力之所長，擇年代未定之書，分別研討，則書定年代，而光明燦爛之學術史，可企足而待矣。
《管子》非管仲書，前人多能言之，多能信之。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王應麟《漢書藝文誌考證》引，劉恕《通鑒外紀》引。）蘇轍曰：“至戰國之際，諸之著書，因管子之說而增益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古史·管晏列傳》）葉石林曰：“其間頗多與《鬼穀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漢書藝文誌考證》引。按《鬼穀子》晚出書，鈔《管子》，非《管子》鈔《鬼穀子》。）葉適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水心集》）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老》《莊》；又有說得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內政分鄉之製，《國語》載之卻詳。”又曰：“《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隻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以他書。”（並《朱子語錄》）黃震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黃震文集·管仲論》）朱長春曰：“大氐周衰道拙，至雄國而祖霸賤王大甚，天下有口，遊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仲為大宗，因以其說係而祔之，以幹時王，獵世資。田齊之君，亦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為最勝，誇一世而存雄。故其書雜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泛談，而半乃韓非李斯輩襲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有春秋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辯。……故愚以《列子》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不可信。”（《管子序》）至如宋濂《諸子辨》，姚際恒《古今偽書考》，紀昀等《四庫提要》，皆有疏辯之言，以其皆習見之書，不一一征引。惟既“非一人之筆，一時之書”。而各篇作於某家，成於某時，無人究論，故治周秦兩漢學術者，終於躊躕卻顧，而割而棄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