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斯說起：公司是市場海洋裏的島嶼
計劃經濟的一個思想起源，是公司理論。馬克思論述過，大公司內部有計劃，而整個社會無計劃，正是這個矛盾將把資本主義推向滅亡。那時的看法，是生產力越來越社會化，所以公司就會越來越大，直到覆蓋整個經濟，把大公司的內部計劃變為全社會的計劃。這樣看，計劃經濟的理論，其實最早就是一個關於公司的理論。列寧講得更清楚，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就是把全體社會成員都變成國家公司的雇員，整個經濟就是一個超級的國家公司。
科斯回顧他的公司理論時，明確講，他自己曾經受到列寧上述思想的影響，即國家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大公司。當然科斯提供了關於公司的經濟學分析。他首先問：在“充分競爭”的市場裏，既然可以用價格機製配置一切資源，為什麼還存在內部似乎不靠價格機製運行的企業呢？科斯的答案是市場的價格機製有成本。這個“成本”，不是原來人們都熟悉的生產成本，而是在生產成本以外、為了完成產品的交換而發生的交易費用。隨著市場的擴大，交易費用要耗費很多資源。在一些場合下，把運用價格機製的“市場協調辦法”，換成在內部不講價錢、靠命令指揮的“企業協調辦法”,可以顯著節約交易費用。按照科斯的這個理論，公司無非是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組織。
非常有意思，科斯是從“完美市場”出發，發現了市場交易存在費用，然後走到了市場裏的企業組織。不過，科斯可沒有走到國家超級公司那麼遠，因為他的分析還顧及到另外一個成本，即“組織成本”——當公司把原本通過市場交易的活動集中到企業內部之後，公司組織的成本（包括決策、監督、管理的成本）就上升了。
完整地看，科斯的企業理論就是同時考慮兩種成本：公司可以節約市場交易的費用，但又必須為此支付組織成本，當公司節約的交易費用與由此增加的組織成本在邊際上相等的時候，公司與市場的邊界就確定了。科斯用了他老師當年用過的一個形象的比喻，真實的市場經濟好比大海，公司就是海洋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島嶼。在科斯看來，在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並存的真實世界裏，海洋不可能覆蓋一切，島嶼更不可能覆蓋全部海洋。
改革起點：運轉不靈的超級國家公司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與科斯的出發點剛好相反。科斯從當代經濟學的“完美市場”假定出發，發現了企業或公司存在的理由。前蘇聯和中國的體製改革，則是從實踐上的計劃經濟，即一個超級國家公司的現實出發。這個超級國家公司，把所有經濟資源掌握在自己手裏，靠國家機器的政治權威、強製力和全盤計劃來組織國民經濟。雖然列寧掌權後有過一段“新經濟政策”，就是國家僅僅控製經濟命脈，而把大量小工業、小商業和小農業都交給私人和市場，可是那一段很短暫。斯大林推進了全盤國有化，把蘇維埃經濟組織成列寧在革命前設想的超級國家公司，內部靠行政命令組織計劃經濟，不給私人產權和自由市場活動留有合法地位。
輪到中國在更落後的一個農民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大框架也是學蘇聯。不過毛主席對蘇聯的高度集權也不甚滿意，幾次試驗分權，把中央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回頭看，那也隻是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分權，就是一個超級國家公司外加許多地方政府公司。這當然還不能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礎，因為在“一大二公”這樣的問題上，毛主席一步也不讓。真有哪裏的地方政府把經濟決策權放到私人手裏，他老人家一定叫停，如1962年批“三自一包”，叫停“包產到戶”。所以整體看，改革前中國雖然有分權，但絕不接受私人產權，也沒有私人之間的自願訂立市場契約的合法空間。整個經濟架構還是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不過內部則是一個程度不如蘇聯那樣“高水平”的計劃經濟。
這樣看，社會主義改革的實際出發點，並不是交易費用太高，所以要靠擴大企業組織去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多少年來困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是超級國家公司的組織成本太高，計劃經濟失靈，資源配置的效率太低。千百萬人在和平時期要改善生活，涉及多少供求的變量及其協調？靠計劃經濟、超級公司集權決策去對付，信息成本太高，而人們工作勞動的激勵不足。1977年中國改革的前夜，開過一個國務院務虛會，反思為什麼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被拉大了，主要結論就是過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越來越轉不動。
改革發動：權力下放與農村包產到戶
問題是，超級國家公司成立之後，一旦發現組織成本太高，究竟走哪條路線才能把經濟運轉的成本降下來，確是一個前無古人的任務。科斯的理論發現，說的是市場裏的交易費用太高，可以擴大企業組織來加以節約。但是社會主義改革麵對的困難，完全自成一家：國家超級公司太大，組織成本太高，怎樣才能有效降低呢？
方向似乎容易確定，那就是從覆蓋全部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轉向給“市場的海洋”更大的空間，讓看不見的價格機製之手在配置資源方麵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許就是“市場化改革”戰略的由來。但是，在鐵板一塊、一切歸公的體製下，市場究竟如何重建，人類曆史並沒有現成的經驗和理論。
科斯在1959年的一篇論文裏提到，清楚的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關鍵條件。這個命題包含了一個樸素的道理：如果一件東西不是我的，那我哪裏有權就把它賣給你呢？所以，交易要以權利界定為前提。既然市場經濟以交易為內容，那麼市場的前提就是清楚的權利界定。
中國的改革，在實踐上是從重新界定權利入手的。在《鄧小平做對了什麼》一文裏，我回顧了這個過程。原來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其實是一套權利界定，即人們可以怎樣行為、不可以怎樣行為的一套製度規範。在改革形勢的逼迫下，權利被重新界定，正因為重新界定了權利，特別是重新承認了私人產權和轉讓權，市場關係才重新在中國發展了起來。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是擴大國有企業的自主權。那是基於四川的地方改革試驗，把原來由國家經濟機關控製的決策權，放到企業層麵。這也是對外部衝擊的一種反應，因為外資開始進入中國，它們可以快速作決定，但國企不行。什麼都要批準，很大的國企連蓋個廁所都要申報批準，所謂“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福建的國有企業廠長說，不是我們沒有競爭能力，而是我們的手腳都被捆著，國家要先給我們鬆綁。新華社記者調查重慶鋼鐵公司的故事很有名，那裏有一套設備是洋務運動時代的，能耗極大，如果把動力改一改，兩年的能耗節約就可以把投資收回。可是報告打了多少年，還是沒有批。所以當時改革的口號是放權、鬆綁。
有意思的是，擴大企業自主權還沒有在全局推開，農村的包產到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在紀念農村改革30年的會上，當年主管廣東農村工作的杜瑞芝講了一句精彩的話：農村改革的第一動力是農民的肚皮！就是種地的人吃不飽飯，肚子餓得不行，逼著搞包產到戶。也不是第一次，最早的包產到戶是在溫州永嘉縣，1956年下半年高級社就開始搞了；1961年安徽省有40%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問題是以前每次形勢一好轉，臨時政策就收回了。
中國路徑：底層創新，合法承認
仔細觀察1978年後的農村改革，同過去一樣，是農民和生產隊幹部首先在底下改，自發地搞包產到戶。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裏呢？就是上層的政治思想路線有了根本變化，執政黨痛定思痛，提出實事求是，反對本本主義、教條與僵化。在這條思想路線下，一些地方敢於率先承認底層的改革實踐，至少不打棍子，允許試一試、看一看。一批地方看到了改革的效果，中央再用政策文件給予承認，最後立法承認，完成權利重新界定的合法化全過程。
這條“中國路徑”非常有價值。因為權利的界定與重新界定，行為和預期，如果預期不穩定，人們就不會有長期行為。中國的辦法是對底層改革先局部承認，然後不斷重申“政策不變”、“長期不變”，最後時機成熟，推進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權利真正在法律層麵“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