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出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了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別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合的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30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這裏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製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複，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麵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戶籍控製，也沒有從這個產業到那個產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製，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了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製。可是要怎麼改這套體製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了，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麼一個現象裏麵，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製，改起來特別難？
現在有一個認識是，維係老體製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曆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製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係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別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製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製。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市場裏是出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於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係、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裏。但是一旦把這麼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彙，碰不得，隻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彙”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固，特別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了，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彙”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了製度底線，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才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彙”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製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製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製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出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