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曉敏 高琳 劉炯
摘要：本文利用最新的隨機調查數據，運用Binary Logit和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方法實證分析了個人參與捐贈和捐贈水平的各種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個人因素、地區因素及捐贈渠道等都會對捐贈行為產生影響，經濟行為人是否參與捐贈以及捐款多少實質上是在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基礎上對這些外生變量進行權衡取舍的結果。我們的研究對慈善政策的製定以及慈善機構提升勸募策略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個人慈善捐贈；捐贈參與；捐贈水平；影響因素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汶川震後，慈善捐贈引起社會極大關注。在理論界，已有相關研究，如黃學敏等（2008）從企業社會責任角度出發，研究認為，在社會重大緊急情況下，企業應采用不同於一般情況下的社會責任模式以適應公眾期望而進行策略性捐贈；而山立威等（2008）則從經濟動機的角度實證研究得出企業會出於自身利益進行捐贈，政府和公眾不應強行要求企業捐贈。兩篇文章極大地豐富了企業捐贈的研究文獻。以上文獻都是針對企業捐贈的，而個人慈善捐贈作為捐贈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卻還沒有見到相關文獻。
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中“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係”的表述將慈善事業進行了官方定位。我們認為，要實現慈善事業的社會保障功能，對我國普通公眾慈善捐贈潛能的挖掘十分重要，研究我國個人慈善捐贈行為具有重大意義。
國外文獻對個人慈善捐贈的研究由來已久。理論上，研究的出發點是：在市場經濟下，一個自利的人為什麼會把他們收入的一部分轉移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基於這種思路，學術界研究慈善捐贈的立足點是個人效用。Becker（1976）起初構造了一個“純利他主義模型”，即他人的消費（效用）是個人效用函數的一部分；隨後，Warr（1982）和Roberts（1984）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思路，他們把他人效用拓展成公共利益納入個人效用函數中，在這種模型下，慈善捐贈就成了一種私人提供的公共品了。但是，這兩種理論模型並沒有給出個人慈善捐贈動機和行為的強解釋，同時也與經驗證據不符，因此，Andreoni（1989、1990）基於“非純利他主義”動機提出了一個被稱為“溫情效應”的捐贈動機模型。該模型認為個人慈善捐贈除了能享用捐贈帶來的公共利益外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個人效用（利益），這種假設使得我們可以像分析私人品一樣研究個人慈善捐贈（Andreoni，2007）。
在經驗研究上，主要是對個人慈善捐贈影響因素的研究。Taussig（1967）最早用美國的納稅申報數據進行了定量研究。他的研究得出捐贈價格對捐贈水平幾乎沒有影響。Taussig的研究使得收入和價格成為最初研究個人捐贈影響因素的主要內容，而且數據來源主要是納稅申報數據，但納稅申報數據存在缺陷，使得收入和捐贈價格的估計結果有偏差，基於此，Feldstein和Clotfelter（1976）采用了家庭調查數據，開始將財富及一些人口特征也納入回歸模型，突破了捐贈水平的影響因素隻限於收入和價格的局限。後來的研究者根據數據的可得性，繼續拓展個人慈善捐贈影響因素的選擇範圍，將一係列人口經濟社會特征變量納入回歸模型進行研究。此外，研究者對來自慈善機構方麵的影響因素也進行了研究，Freeman（1993）、Schervish和Havens（1997）、Bryant et al.（2003）以及Y迸rük（2006）等人的研究表明慈善機構的勸募可以增加人們的捐贈概率或者（和）捐贈水平；在慈善捐贈過程中，人們對慈善機構的評判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方麵，Chhaochharia和Ghosh（2008）研究發現人們更偏好於信息公開、運行高效的慈善機構，慈善機構的排名對善款的籌集有明顯影響。
Bekkers（2004）、Wang和Graddy（2008）研究了社會資本對捐贈行為的影響，發現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等對捐贈行為有明顯影響。研究還發現一國不同地區的捐贈行為有差異，如Kitchen和Dalton（1990）對加拿大的研究，Jones和Posnett（1991）、Schlegelmilchet al.（1997）對不列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