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30日，國民黨在北京召開了有一千多人參加的宋教仁追悼大 會。這次追悼會上，很多黨派的頭麵人物都前來祭吊。 讓人意外的是，趙秉鈞竟然派了自己的親信王治馨前來吊喪。俗話說，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現在雖然沒有證據，但是在國民黨的人看來，趙秉鈞就 是幕後黑手，這幾乎是一個鐵板釘釘的事實，他竟然敢派自己的親信來參加 追悼會!
於是，王治馨出現在會場上的時候，所有的國民黨員都憤怒了。他們圍 著王治馨，不住地責罵，要求趙秉鈞必須親自來會場祭吊。 起初，王治馨還保持著理智，以友好的態度麵對眾人的責難。他覺得， 畢竟人家死了人，說話難聽點也很正常，但是國民黨員的情緒越來越激動， 甚至有人已經開始掄起了拳頭，這時王治馨再也忍不住了。他據理力爭道：“洪述祖雖然是內務部秘書，但他的行為係個人行為，與趙總理無關，總理對此毫無預聞。我這裏有洪述祖與應夔丞的來往電文，請主持會議的吳景濂先生查收。現在有人要殺宋先生，但決不是趙總理!趙總理不能對此事負責，此責自有人負!”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王治馨話中有話!實際上，當聽見王治馨說“現在有人要殺宋先生”、“此責自有人負”的時候，在場的國民黨員紛紛要他說清楚，到底誰才是應該負責任的人。
當然，麵對這些追問，王治馨再沒有做進一步的回答。祭吊完畢之後，他迅速離開了會場。
為了平息事態，也為了還自己一個清白，4月3日，趙秉鈞在北京的《新紀元報》上發表了一段談話，其主要內容如下：
“我和宋教仁，一任內務總長，一任農林總長，以同僚而為至友。
他住在西直門外的農事試驗場，離城十裏，有時天晚來不及出城，他總住到我家中，我們感情甚洽，無話不談。
他離北京南下時，欠了五千餘元的債，都是我替他還的。”
很顯然，趙秉鈞在極力地渲染他和宋教仁非同一般的兄弟情誼。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說他與宋教仁交情深厚，根本不可能殺害自己的兄弟，然而當時的輿論界幾乎都一致認定趙秉鈞就是主謀。他再能為自己辯解，也隻能是越描越黑!無奈之下，趙秉鈞幹脆向袁世凱遞交了辭呈，到一家法國醫院養病去了。
然而，更離奇的事情接著發生了。就在袁世凱同意並解除了趙秉鈞的代理總理一職之後，過了不長的一段時間，趙秉鈞突然染上重病死了。
對於趙秉鈞的死，社會上也有好多種猜疑。傳得最廣的說法是，袁世凱派人在趙秉鈞愛吃的葡萄裏注射了劇毒，從而害死了趙秉鈞。袁世凱之所以這麼幹，則是為了殺人滅口!至於到底滅什麼口，很多人直接就聯想到了宋教仁遇害一案。
於是，一時之間，袁世凱又成為了殺害宋教仁和趙秉鈞的“罪魁禍首”。可是，同樣讓人想不明白的是，袁世凱為什麼要殺死宋教仁呢?按理說，宋教仁就算當上了內閣總理，也無法撼動袁世凱的地位，頂多對袁世凱有所製約而已。相應地，袁世凱也可以依照《臨時約法》的規定來製約宋教仁。既然如此，有著很高聲望、地位和權力的袁世凱又有什麼必要殺死宋教仁呢!
除此之外，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就連宋教仁的國民黨同誌們也一直將他視為親袁派，而袁世凱對宋教仁也一直很器重，甚至視為子侄。在國民黨取得了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後，袁世凱還多次邀請宋教仁到北京議事。有人甚至指出，袁世凱的這幾次邀請就是想讓宋教仁接任內閣總理一職。
換句話說，宋教仁跟袁世凱的交情是很深的。這一點，從宋教仁臨死前還給袁世凱口述一封信，就可以看得出來。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按理說宋教仁不可能是袁世凱殺死的。但是依舊有人指出，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加上袁世凱自身的一些專製思想，作為總統的他，殺死一兩個所謂“臣子”，其實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不過，宋教仁的遇害也並不排除其他政治勢力的所為。畢竟，宋教仁領導國民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打敗了那麼多的政黨，成為了第一大黨，這個過程中肯定得罪了不少政治勢力。因此，他的遇害也很有可能是這些勢力的介入導致的。
然而，關鍵是要有證據，而事實上一直缺乏的恰好就是證據。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清末民初的宋教仁案件就成了一個至今沒有結論的奇案。而所有的說法在發現更為確實的證據之前，都將隻是一種猜測而已。
宋教仁的死，暴露出了我們先前說過的當時中國所謂民主政治的大問題，在那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下，有可能按照西方近代的民主程序治理國家嗎?
很顯然，包括袁世凱和孫中山在內的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不熟悉這套民主、和平的程序。這樣下去的結果，就必然是更大的爭端，乃至‘戰爭!
“善後大借款”
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按照既定時間正式開幕。
這次會議的重要主題，就是製定憲法並依照這個憲法選舉出一位正式大總統，最終成立正式的中華民國政府。
正如上文所說，當時的中國政治家們對於所謂的民主議事程序並不熟悉。因此，才開會沒多久，會場上就吵成了一片。這些爭吵還不是屬於正常的民主辯論，而是相互攻擊，甚至把議院變成了武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