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中國向各國提出召開關稅特別會議的照會，但遲至6月間才接到各國的複照，而且都借口九國公約簽字國還未批準公約，所以此會不能召開。而法國即為未批準公約國之一。法國人也直接、公然提出以承認“金佛朗案”為批準各國的交換條件。
當時美國、蘇俄相繼退還庚子賠款，用作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法國在1922年也同意退還賠款，但有條件：一是要把部分退款用作中法實業銀行的複業基金。“中法實業銀行”原為中法合辦的，是法國在華控製金融的一個重要機構，曾吸收了中國軍政要人的大批存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經濟凋敝和經營不善宣布倒閉，法國希望該銀行恢複營業；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求中國政府以庚子年彙價（即金法郎彙價）計算應付給法國的賠款。此舉將令中國多付八千多萬元，而一旦與法國同屬“拉丁幣製同盟”的比利時、意大利也援引此例，則中國人還要再多付七千多萬元，這就是所謂“金佛朗案”。
當初直係曹錕政府曾打算辦此案，還遭到段祺瑞本人的通電攻擊。但他自己上台後，由於麵臨陷於絕境的財政，他在善後會議上所提的一係列財政議案又得不到通過，他就也把目光盯到了“金佛朗案”上。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民國時期的財政了，段祺瑞執政府時代的所謂中央財政，真是幹瘡百孔、朝不保夕。各省的稅收全被當地的軍閥扣留，中央得不到一分錢。即使是名義上歸屬於北京政府管轄的北京近郊的稅收，也通通被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張作霖的奉軍瓜分殆盡。崇文門的稅收劃給了馮玉祥，作為國民軍第一軍的軍費；京綏鐵路每月的收入大約有二十萬元多一點，也全部被國民軍劃撥過去作為軍費，而更賺錢的京奉鐵路更是所有收入全部劃給奉軍，中央政府無權過問。
政府總要發工資吧，就是段祺瑞的執政府最少也有幾百號人，加上北京各個行業的公務員開支、軍警費用、教育經費等都是需要用錢的。那麼，段祺瑞哪來的錢呢？借！
段祺瑞可算是拆東牆補西牆的高手，先發行國債，從老百姓那裏籌錢，等到國債成了垃圾無人認領的時候，就借外債。幾年下來，政府已經幾乎將所有能抵押的東西全部抵押了。注意，這裏說的抵押可不是我們老百姓借個仨瓜倆棗用家裏的什麼桌椅板凳抵押，段政府抵押的那就是中國的鐵路運營權、礦產開發權等。但凡你對中國還有感興趣的東西，好，通通可以抵押，隻要你拿來真金白銀的現大洋給我用就行。
就是這樣，多年下來，能抵押的東匾也早就幹幹淨淨了，到了後來，所有的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再也沒人敢給段祺瑞的政府貸款，更別說是借錢了。段政府窮得叮當響，怎麼辦？一心要強的段祺瑞不甘心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政府因為幾個錢就垮台。思來想去，段祺瑞將目光盯上了說也不敢碰的“金佛朗案”。
段祺瑞希望能在國內征收特別稅，使中央財政能自力更生，不用再舉債度日。但當時的中國是很奇特的，一個主權國家，稅收卻掌握在外國人手裏。中國政府要征稅必須征得外國人同意，並且由外國人來收。如果要獲得額外的征稅權力，就必須征得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集體同意，那就需要召開一個特別關稅會議。但是九國中法國態度一直很強硬，拿住“金佛朗案”不放，就是不同意。另外，由於中國的稅收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裏的，賬目往來必經他們之手，先扣除中國必須賠償的“庚子賠款”，剩下的部分再返回給中國政府。因為中國一直沒有同意法國的要求，於是法國通知了中國的總稅務司安格聯（外國人），從1922年12月1日起，將中國的扣除庚子賠款後的關稅、鹽稅餘額即關餘、鹽餘按金法郎折算的賠款數盡數扣留，不讓中國政府提用。到這個時候，關餘、鹽餘已達2360多萬元，對捉襟見肘的段祺瑞執政府來說，那可不亞於一筆巨款。要是能從法國人手裏拿回這筆錢，段政府至少半年左右不用為錢發愁了。
當時的財政總長就是李思浩，因為考慮到“金佛朗案”的確過於棘手，誰辦了都會留下千古罵名，因此盡管段祺瑞連下七道手令，他姓李的還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能拖多久是多久，最好是拖到自己下台了，讓別人去辦。段祺瑞拿他好像也沒有太多辦法，雖然急火火地催促，但人家李思浩似乎打定主意要修煉成太極高手。最後，徐樹錚出麵了。
消失了很久的徐樹錚現在在幹什麼？他在外國呢。徐樹錚本來一直居住在上海，浙奉之戰後，上海租界勒令他離開上海，他隻好跑到了國外去（國內已經沒有他的立足之地）。後來段祺瑞當上了臨時執政，徐樹錚堅決反對，勸段祺瑞無論如何不要做傀儡。考慮到徐樹錚的態度，段祺瑞上班後沒有叫他回來，而是順水推舟給他一個政治專使的頭銜，讓他就便在國外考察。
徐樹錚東遊西逛，終於溜達到了法國，法國政府了解到他是段祺瑞最重要的幕僚後，馬上隆重招待他，於是雙方在法國秘密協商了“金佛朗案”的解決方案。根據協商結果，徐樹錚給段祺瑞發了一通電報，詳細闡述了必須通過該案的理由和步驟。
段祺瑞本來也是三心二意，既想辦又怕承擔難以想象的後果，所以態度一直在矛盾。收到徐樹錚的電報，段祺瑞真是打瞌睡碰上了枕頭，如獲至寶，堅定了辦下去的決心。
於是段祺瑞立即召見李思浩，他拿著徐樹錚的來電，嚴厲地對李思浩說：“你看看，又錚電報是怎麼說的？你怎麼老是拖拖拉拉的，馬上去辦！”
李思浩回答：“您比我還了解這件事辦了以後的後果。我李思浩因此身敗名裂甚至送掉性命都無所謂，反正我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是現在太多人在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一有機會就要為難中央政府，也會和執政您本人過不去。所以我是投鼠忌器，不得不多加考慮啊！”
段祺瑞的臉色稍稍和緩了一些，但還是很嚴肅地說：“讚侯，咱們這麼多年的交情了，難道你還不了解我段祺瑞嗎？我不是患得患失的人，認準了的事就一定要辦到底，別說丟了官位，就算是讓我掉腦袋我也照辦不誤。你隻管去辦，出了事一切後果我一個人承擔。”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李思浩再也找不出拖下去的理由，於是他決定：
辦！其實這事並不複雜，李思浩隻用了三天就把問題都解決了。他知道，辦理此案一定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唾罵，所以在辦理的過程中，他可是萬事小心，對於賬目的細節，要求手下的辦事員做到沒有任何一筆錯賬漏賬，所有賬目明確登記在冊，不能給別人留下攻擊的把柄。
同樣，段祺瑞當然知道其中的機關，為了以後少出麻煩，他在與法國人交涉完細節後，將全案的所有文字材料交由司法部，邀集各司法機關派員會同審查，以顯示慎重。司法部審查完畢，認為沒有違法之處，段祺瑞才指示外交總長沈瑞麟辦理與法國公使簽字換文事宜，最終達成了“關於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及中法實業銀行複業協定”。協定內容主要是：一、法國政府同意退還中國部分庚子賠款，用作中法兩國有益事業。主要是恢複中法實業銀行；二、中國政府同意，將上項應付而已退還之賠款餘額，按照1905年所采用之電彙方法計算，並加以彙兌，或有之盈餘，一並折合美金。也就是以金法郎為標準，折合美金後償還。
4月21日，臨時執政府正式向全國公布了該協定。為了求得諒解，段祺瑞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解釋辦理此案的良苦用心：目前中國政局混亂，要想徹底解決，中央政府必須有效運轉起來，但是中央政府財政困難，解決財政困難就必須召開關稅會議讓政府能征稅。但是關稅會議就因為“金佛朗案”這一個絆腳石被無限期擱置了，所以必須盡快解決該案。最後，他希望全國輿論體察他的良苦用心，給予支持。
金佛朗案通過，稅務司安格聯立即把扣住的2360多萬元發還給執政府。
然而，錢雖然到手了，卻與他的如意算盤有很大的出入。因為眼看著一大筆錢剛到手，奉軍就來要債。奉軍聲稱自己駐紮京師附近，維持治安，剿匪緝盜，中央政府理應支付部分軍餉。張作霖更是不依不饒，幾乎天天上門要賬。不勝其煩的段祺瑞一下子就拿出了500萬元給他，張作霖還是不滿足，軟磨硬泡死纏爛打地又要走了200萬。到手的錢還沒捂熱，差不多三分之一就沒了，這讓段祺瑞連骨頭帶肉都在疼。這還不算完，北京地方的軍警費用也拖欠了些日子了，需要撥付，各個部門的獎金欠了一年多了，也該發點了，還有教育部所屬各大學的經費也不能不給，否則那些教授們鬧起事來比學生還難纏。雖然他們不會因為薪水問題遊行示威，可隻要有一個教授甩臉子不幹了，政府的臉就丟盡了。那些教授哪個不是各領域的大腕，他們的錢豈能拖欠。再說一旦讓人知道堂堂中央政府連大學教授的工資都拖欠，他這個執政也就算幹到頭了。
這麼裏外裏一算下來，巨款轉眼間變成了一堆發票和表格，剩下的錢能不能頂過三個月都是問題。接下來最關鍵的就是召開關稅會議，討論征稅方案。段祺瑞似乎看到了光明就在前麵。
不過，段祺瑞執政府為了維持統治，不惜采用這種飲鴆止渴的方法，最終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4月22日，國會非常會議議員在京召開緊急會議，堅決反對臨時政府的金佛朗案解決辦法，為了對抗，段祺瑞下令取消國會參眾兩院。兩天後，國會議員再度集會，被執政府所派的軍警驅散。國民黨也立即召集要員開會商量，最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作出決議，並於5月7日通電反對金佛朗案。
政治家們如此團結一致地起來反對“金佛朗案”，老百姓也開始覺醒了。北京學生在天安門舉行國恥紀念會，指責政府賣國，執政府派出大批警探阻止學生集會，學生便改到神武門集合，並向駐景山的國民軍請求進入景山內開會，得到了國民軍的支持。會後，學生200多人到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的住宅，向章提出質問，正好章士釗外出了，學生們便搗毀了他的住所。軍警趕到後毆打學生，打傷學生40人，逮捕了17名學生、1名教師。北京各界隨即成立了“五七”被害學生後援會，通電全國抗議段祺瑞執政府摧殘愛國學生運動。5月9日，北京大中學校學生4000多人罷課遊行，向段執政府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廢止限製人民自由的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條例，罷免章士釗和肇事的警察當局。
段祺瑞此時已經是顧不得這許多了，執政府一無軍權，二無政權，現在連財政權都沒有一點說話的份，讓老段覺得顏麵無光。軍閥們不給麵子，他無可奈何，現在連百無一用的學生都來欺負他，真是豈有此理。於是段祺瑞下令教育部對學生要嚴加管束，隻許專心學習，不許再幹涉國家政治事務，否則必定嚴懲！
好在段祺瑞還不是個蠻不講理的人，他也知道事情的起因，並不能完全怪學生。所以雖然逮捕了一些學生，並沒有打算過分追究他們的責任，隻是將他們關著不放，算是給其他人一個警告。後來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出麵，段祺瑞也就順水推舟釋放了被捕者。
對民眾特別是學生的抗議熱潮，段祺瑞倒沒有太放在眼裏，一心想在政壇上有所作為的他為解決財政困難，繼承認金佛朗案後，馬上著手進行關稅特別會議。
1925年10月26日，段祺瑞期盼已久的關稅特別會議終於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正式開幕。當時出席會議的主要西方國家有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比利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主要強國幾乎一個不拉下，同時還臨時邀請瑞典、挪威、丹麥三國列席會議。
為了顯示隆重，開幕式上段祺瑞親自到場祝賀，並致歡迎詞。段祺瑞再三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希望各國能諒解中國政府的一片良苦用心，讓中國關稅自主。但是，他仍然搞不懂國際政治的真諦：西方國家豈能在自己的利益麵前輕易讓步？要是他們都能彬彬有禮，事事好商量，那鴉片戰爭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中國就不會有西方國家的勢力範圍。
不過，既然是政治遊戲，總得讓他進行下去。盡人事聽天命吧！
開會第一天，王正廷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實行關稅自主的五個辦法：一、與會各國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尊重關稅自主，並承認解除現行條約中關於關稅的一切束縛；二、中國政府允將裁廢厘金與國定關稅率條例同時施行，但最遲不超過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三、在未實行國定關稅定率條例以前，中國海關稅照現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臨時附加稅。甲種奢侈品（即煙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臨時附加稅；乙種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臨時附加稅；四、前項臨時附加稅，應自條約簽字之曰起三個月後即行開始征收；五、關於前四項問題，應於條約簽字之日起立即發生效力。
對九國來說，中國的要求簡直就是獅子大張口，也太敢開價了。英、美代表認為中國的要求不能超過九國公約的範圍，而且在中國未統一和裁厘未實現之前根本談不上提高關稅。日本代表提出增加附加稅平均不能超過值百抽二五，且增加之附加稅也必須用以還無擔保的外債。
這時候，全國人民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繼續發展，要求恢複關稅自主的呼聲越來越高，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現了為謀求關稅自主而成立的組織、團體，他們以示威、通電、刊發文章等方式給會議施加壓力。中國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提出：一、各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二、中國自動裁厘，並非關稅自主交換條件；三、關稅自主後一定時期，實行國定稅率。
代表們還在會外製造輿論，表示此案如果不能通過，中國將選擇單飛，自定國稅條例。帝國主義第一次屈服了，11月19日，關稅會議通過了《中國關稅自主及裁撤厘金案》。原則上“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約定中國與各國間之現存條約中之關稅上之限製一切廢除”，但是必須在元旦裁厘實現後實行。
為了盡快實現關稅自主，中國政府宣布自1929年1月1日起撤廢厘金與施行國定稅率同時進行。至此中國自清末以來80多年的片麵協定關稅，在名義上廢除了。
關稅自主的成功，確實是段祺瑞政治生活中的得意之筆，也難怪晚年的段祺瑞每每說到這件事都是一臉得意。
什麼叫帝國主義段祺瑞執政時期的中國，一直是動蕩不安，兵連禍結。就在舊軍閥們在中國大地上作威作福的時候，革命運動也在蓬勃發展。五四運動後，工人階級就已經宣告自己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了舞台，孫中山創立的廣東革命根據地一天天得到鞏固，中國共產黨已經從星星之火發展為燎原之勢，工農群眾運動方興未艾，群眾自發組織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也是如火如荼。
然而，西方大國是不甘心就這樣退出他們經營日久的勢力範圍的，很快，他們就向中國人民展示了什麼叫帝國主義11925年2月上旬，上海的日本紗廠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無理解雇工人，然後用未成年的童工代替成人幹活，但工資卻不到成人的一半，工人失業忍饑挨餓，年幼的孩子在工廠飽受折磨，資本家們卻每天躺在中國工人的白骨上醉生夢死。魯迅先生說得好：“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工人們為反對廠方以“養成工”代替成年男工和拘捕工人代表，憤而罷工。
罷工的工廠很快發展到22個，罷工工人達四萬多人。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由最初的十幾個人發展為一個日益成熟的組織，並且在不斷的對敵鬥爭中發揮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當時中共中央指派李立三、鄧中夏指導這次罷工，罷工鬥爭由上海發展到青島。4月，青島日本紗廠的中國工人要求廠方承認工會和增加工資而舉行大罷工。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對罷工工人實行報複，槍殺了帶領工人與其交涉的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並打傷10多人。租界當局非但不懲辦元凶，反而逮捕工人，提起訴訟。這就是“五卅”運動的導火線。
在共產黨的號召下，上海日本紗廠兩萬多名工人立即罷工。各大學學生紛紛起來募捐，救濟死難工人家屬。5月28日，青島日本紗廠的資本家再次勾結奉係軍閥張宗昌，野蠻槍殺罷工的中國工人，打死8人，打傷20多人，逮捕了70多人，這更加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各界群眾決定於5月30日在上海外國租界舉行遊行示威。
30日上午，各校學生兩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反帝傳單，發表反對槍殺顧正紅、反對逮捕學生的各種演講。下午，租界巡捕大肆捕人，有100多名學生被捕。憤怒的群眾聚集在捕房外，強烈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此時有位英國捕頭叫愛活生的竟然下令巡捕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3人，重傷8人，輕傷10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海總工會於31日成立，並決定6月1日起實行總同盟罷工。到了這天，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甚至公共租界的華捕也有半數以上罷崗。7日，上海反帝運動的領導機關工商學聯合會成立，提出了與帝國主義交涉的17項條件。
軍閥也不都是冷血的，他們其實也有激情和熱血。平時忙於政治爭鬥，顧不上想更多，一旦麵臨真正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關頭，很多軍閥的表現並不是一無是處。“五卅慘案”發生後，馮玉祥、嶽維峻、張之江、孫嶽等人就聯名致電段祺瑞執政府，要求迅速對外，不必顧慮內部矛盾，初步顯示出了國難麵前同仇敵愾的愛國之心。其他的一些軍閥，如張作霖、趙恒惕、唐繼堯等，不管出於怎樣的動機，也都紛紛致電段祺瑞，表示不同程度的抗議。
對帝國主義者的暴行，段祺瑞即使再怎麼不情願，也做不到無動於衷，外交總長沈瑞麟與他溝通意見後，向北京外交使團發出抗議照會，要求其馬上指揮上海領事團趕緊釋放被捕的人，並要避免發生同類事件。
但是他們還是低估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囂張，6月4日，上海租界捕房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繼續開槍殺人，北京外交部為此再次照會外交使團提出抗議。段祺瑞也感到忍無可忍了，令孫寶琦為淞滬市區督辦，負責上海的地方事務，並派稅務督辦蔡廷於、外交次長曾宗鑒到上海查辦“五卅慘案”。
然而，北京外交使團軟弱無能，麵對帝國主義的咄咄逼人，他們退卻了，態度轉化為“主要責任在示威運動者”，段祺瑞隨即態度軟化，要求全國人民回到原來的秩序、軌道上來，等待政府調查事實。
為了繼續維護自己在中國的特權，向中國人民示威，英、日帝國主義開來大批軍艦停泊於黃浦江上，海軍陸戰隊也集結上海待命。
但是，他們低估了中國人的決心，一旦覺醒過來，那就不是任何勢力所能嚇倒的。拿破侖都說過：“中國是東方的一隻睡獅，一旦他醒來，世界都會顫抖！”他說對了！
6月10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門召開有20萬人參加的反對英、日帝國主義殘殺同胞雪恥大會，會後遊行，他們冒著風雨來到了執政府門前，要求麵見段祺瑞。段祺瑞哪敢見他們，一是沒有什麼駁斥他們的理由，同時自己又需要仰仗外國人的支持，真是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迫於壓力，段政府還是命令外交部拿出一點抗議的態度來，於是外交部向北京公使團發出第三次照會，提出租界的官吏應取消當地戒嚴令、撤退海軍陸戰隊、解除商團和巡捕的武裝、釋放被捕者、恢複被封占的學校原狀等一係列要求。
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政府就此開始了談判！
中國政府派出的是滬案委員會，帝國主義國家派出的是六國委員團。雙方在談判桌上唇槍舌劍，激烈爭吵，互不相讓。六國委員團態度堅決，認為中國政府的要求太過分，他們將考慮退出談判，武力解決！
為了顧全大局，上海總商會首先表示出了一定的退讓，把原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條意見改為13條，刪除了其中的“撤退外國軍警，取消領事裁決權，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等條款，滬案委員會就以此為談判基礎，但六國委員團毫無誠意，先是拒絕以13條為談判基礎，後又把13條劃成兩部分，前5條可以拿到滬案談判桌上，後8條等滬案解決後，另行討論。
帝國主義者們一方麵以進行司法調查和召開關稅會議，安撫收買段政府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麵又以停止借款、通彙，停止運輸和電力供應相威脅。在內外壓力下，段祺瑞宴請日本公使芳澤，同意日本提出的解決方案：顧正紅案單獨解決，不與英國製造的“五卅慘案”並案處理。
7月6日，北京外交團根據六國委員團調查的結果，對“五卅慘案”做出三項決定：一、懲戒工部局董事；二、租界巡捕房總巡捕免職；三、處罰下令開槍的愛活生。完全是個輕描淡寫的處理意見。段祺瑞覺得事情就可以到此為止了，7月15日，他給各省軍民長官下令，要求民眾平心靜氣下來，不要再有遊行罷工這樣的越軌行為，以免“滋生事端”，給殺人者殺人的“口實”。這樣的處理意見實在難以讓具有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滿意，但現實中的中華民國本就是一個殘缺不全的國家，政權不穩，主權分裂，中央政府沒有號召力，讓段祺瑞做到過分強硬，首先沒有能力，其次沒有資本，光有良好願望是不管用的，所以說到底，政府的先天不足決定了段祺瑞唯一能做的也就隻剩下委曲求全、息事寧人了！
當時的軍閥裏麵，馮玉祥和他的國民軍比較鮮明地支持革命群眾運動，對工人的鬥爭沒有橫加幹涉，有時還給予同情和支持。馮玉祥在“五卅慘案”發生後，先是主張由政府出麵交涉，提出懲凶、賠償，並實行經濟絕交的要求。6月23日，英國帝國主義者在廣州沙基開槍掃射遊行示威的群眾，當場死亡52人，重傷170多人，輕傷無數，造成沙基慘案。馮玉祥聞訊大怒，通電主張對英抗戰，並表示願率20萬國民軍為中國民族而戰，也為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而戰。國民：二軍軍長嶽維峻也一再致電段祺瑞，請其飭外交部對英國人殘殺同胞之事進行嚴重交涉，同時通電全國表明此態度；他還向段表示願率他的軍隊為前驅，作外交的後盾。
段祺瑞對帝國主義列強一再退讓以換取諒解和支持。7月下旬，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為推翻六國委員會的報告，提出要由各國派司法人員到滬進行所謂“五卅慘案”的“司法調查”，遭到中國政府乃至法、比、意三國的反對。但是由於英國的堅持，外交使團還是在10月1日照會北京外交部，聲稱要詳細研究滬案的責任，以及由此而生的結果問題，並開議其餘一些問題。段祺瑞也不堅持了，同意其“開議”，默認英、日、美三國派法官到滬做司法調查。調查官的最後決定是：麥高雲和愛活生二人引咎辭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撥出7.5萬元作死傷撫恤費。如此輕描淡寫的處理，中國人民感到了深深的侮辱。
在全國民眾強大的壓力下，北京政府的外交部也不得不作出象征性的表態：公使團的決定純屬單方麵意見，中國政府不予承認，對於工部局撥出的7.5萬元撫恤支票立即退還，然後再通過正常途徑解決。
然而，執政府也僅僅這一點點不像樣的抗議表示，然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除了打，還是打對段祺瑞執政府來說，最為嚴重的危機是大規模頻繁的軍閥混戰，他自任臨時執政以來，就沒過過一天太平日子。
第二次齊盧戰爭，奉係名義上為盧永祥奪回了江蘇地盤，實際上是把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展到了江蘇。得隴望蜀的張作霖這次將自己擴展的目光盯到了山東，隻有控製了山東，才能對長江一線形成威懾。於是一場爭奪山東地盤的鬥爭又搬到了前台。
當時的山東督軍是鄭士琦，本身屬於皖係人馬，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聯合奉係趕走了直係勢力，但奉係根本不顧之前的那點交情，一定要趕他走。段祺瑞此時是胳膊扭不過大腿，隻得揮淚斬馬謖，任命張作霖的嫡係張宗昌為山東督辦，為了安慰鄭士琦，將他調任自己的家鄉做安徽督辦。
鄭士琦自然不服，暗中與馮玉祥的國民軍聯絡反對張宗昌進山東。張宗昌得知消息，來了個霸王硬上弓，不等鄭士琦離開，便以武力解決了魯軍，張宗昌還不許鄭士琦從山東帶兵赴安徽，鄭士琦無兵無將，不敢赴任。段祺瑞因為安徽是自己的老家，不願意讓奉係染指，便令王揖唐在鄭士琦到任前辦理安徽軍政事務，但王揖唐受奉係的逼迫，很快就棄職回京了。一時間，安徽成了沒有軍政長官的真空地帶，張作霖便又趁機向段祺瑞保舉薑登選管理安徽，段祺瑞一聽，氣往上衝，憤然說道：“安徽是我的家鄉，我都管不了，我還留在北京幹什麼！”張作霖看段祺瑞真急了，也隻好先放下控製安徽的打算。於是，皖係的吳炳湘被段祺瑞任命為皖省省長兼督辦。
安徽有段祺瑞撐腰，暫時一下子還啃不下來，張作霖比較鬱悶。現在的他還不願意與段祺瑞翻臉，就在他左右四顧時，老天爺垂青，竟然送來了一個大好機會，那就是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高度敏感的張作霖一聽說這件事，馬上借口維持上海秩序，讓張學良率領2000人的部隊進入上海接防。
其實區區2000人，還不夠塞牙縫的，但張作霖真正用意是投石問路，讓他大感意外的是，居然沒人站出來公開反對，第一步成功，張作霖馬上派遣邢士廉率所部進入上海，正式接管了中國第一大城市的防務，上海就這樣成了奉係的勢力範圍。
吃著碗裏的，看著鍋裏的，輕而易舉得了淞滬的張作霖野心驟然膨脹，又把目光盯上了蘇皖。江蘇督辦盧永祥表麵上回到了自己的地盤，然而卻不過是奉係手中的玩物，手裏既沒有兵，也沒有實權，光杆司令一個。這倒也合乎邏輯，因為他能回來，全靠奉係軍隊撐腰。盧永祥為恢複往日局麵，就想重新培植自己的勢力，奉係軍閥們哪能讓他的如意算盤得逞，於是他提出一項議案，被否定，再提出一項意見，還是被否定。他想招兵，奉係就說軍餉不夠拒絕征兵。他想用幾個人，奉係就說沒有空缺。盧永祥不堪忍受，終於麵見段祺瑞要求辭職。段祺瑞自己也是勢單力薄，沒法幫他，於是采用拖延戰術，遲遲不理睬盧永祥交上來的辭職書。張作霖便施加壓力，迫使段祺瑞不得不再次做出決定，同意了盧永祥辭職。任命奉係的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同時又令薑登選接任安徽督辦，吳炳湘隻做了個沒兵沒權的安徽省長，就這樣江蘇和安徽又到了奉係的手裏。
奉係再度南擴，直接威脅到長江中下遊直係的勢力，浙江的孫傳芳首當其衝。
孫傳芳一直在整軍經武，他把保定軍校出身的青年軍官提拔為各部重要軍官，並且天天在高強度操練，沒有一天敢偷懶，為的就是防範奉係，所以奉係一直找不到什麼像樣的機會。為了將奉係的力量趕出長江沿線，孫傳芳召集浙、閩、蘇、皖、贛五省代表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五省聯盟，組織“浙閩蘇皖贛聯軍”，並借國慶秋操之機，一方麵指責奉軍違反“上海永不駐兵”的協定，一邊下動員令，準備對蘇州、上海奉軍發動進攻。
奉軍這時在山海關、天津、徐州、南京、上海一路駐兵，形如長蛇，兵力極為分散。孫傳芳通電就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職位，並下總攻擊令。段祺瑞趕緊勸慰雙方，希望平息戰火，但沒有效果。聯軍初戰便告捷，上海、南京相繼被占領。張作霖大發雷霆，召集張宗昌、諸玉璞、施從濱等重要將領開會。張宗昌自願率領他的5000白俄軍收複南京，施從濱則願率其47混成旅收複安徽。張作霖就任命張宗昌為江蘇善後督辦，施從濱為安徽善後督辦，重組大軍，再度南下。
張作霖平時瞧不起馮玉祥的國民軍，現在與南方的直係開打，勝負的關鍵卻已經不是南方，而是國民軍的態度。一旦自己全力投入南方戰事，後方就顯得極為重要，如果此時國民軍攔腰截擊，自己將首尾不能兼顧很可能就此功虧一簣，不光新的地盤要喪失，原來的地盤恐怕都難以保住。於是張作霖又開始極力拉攏馮玉祥，並表示願意將奉軍撤出保定、大名、廊坊，由國民軍駐紮，希望能借此獲得馮的支持。馮玉祥一時看不出形勢，難以判斷雙方優劣，隻好以表麵上維持中立姿態和模棱兩可的態度在雙方之間周旋，對張作霖伸來的橄欖枝沒有接手。馮玉祥應段祺瑞的要求，致電孫傳芳、張作霖，希望雙方互讓互退，以謀和平。暗地裏，馮玉祥則與孫傳芳秘密往來。
五省聯軍北上順利，奉軍節節敗退。張作霖一麵在10月23日通電表示願意維持和平，一麵繼續派人與馮玉祥磋商合作事宜，馮玉祥仍然模棱兩可。
此時，在津浦線，五省聯軍和奉軍在進行著非常慘烈的戰鬥。奉係這方的主要戰將是施從濱，當時已經是70多歲了，頭發胡子沒有一根是黑的，也難為了他，這麼大年紀還不肯放下權欲，還在跟一幫小年輕玩官兵抓強盜的遊戲。但他賴以自豪的鐵甲車部隊卻因為孫傳芳部隊繞道後方，把鐵軌拆掉，鐵甲車傾倒路旁，施從濱和隨從人員全部被俘。
被俘後的施從濱倒沒有什麼慌亂，就跟平時下班一樣，很自然地對前來抓他的孫傳芳部下說：“你們辛苦了。”孫傳芳手下大將謝鴻勳俘虜他後不敢怠慢，派人把他送到蚌埠總司令部，還寫報告給孫傳芳，要求優待施從濱。
混了一輩子的施從濱什麼場麵沒見過，但這回該他倒黴，因為他遇見的是一個他下輩子才能遇見的混蛋孫傳芳。孫傳芳似乎不知道中國有一個敬老愛老的傳統，看見施從濱進來，他躺在床上動也沒動，便笑著說：“施老，你好，你不是來當安徽督辦嗎？你馬上去上任吧！”就命人把施從濱拖出去槍殺了。
前文已經交代過，民國時期的政治紛爭就如同一台大戲上演，來來往往的軍閥政客們如過江之鯽。但既然是遊戲，就一定有他的規則，否則就沒法玩了。有些規則是明文規定，更多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那就是：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大家為了地盤和權力可以爭來鬥去，但僅限於政治軍事上的，輕易不會升級為肉體消滅（當然，這裏僅針對中國政治舞台上出演角色的政客軍閥，不涉及充當炮灰的老百姓）。
孫傳芳此時得意忘形，兒戲般地槍殺了施從濱，給自己惹下了殺身之禍。10年後，他窮途潦倒。一日，他正在天津英租界的居士林佛堂合掌閉目、口誦經文的時候，一個中年婦女朝他連開三槍，殺死了他，開槍之人正是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