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有理想主義情結的人。一路走來，未曾泯滅。於我，那是一種魂牽夢繞的指引，它冥冥中透出一絲亮光，總能在理想與現實的糾結中，給我慰藉與力量。
年少時節，癡迷寫詩。那些“強說愁”的詞句，還偷偷潛入夢境。中學時代，陸續發了些詩作、散文。當時，拉了一幫愛好者，用油墨刻板印刷，辦起了“非法”小報。這在“升學掛帥”的中學時代，往往被視為“不務正業”。然而，現在回頭望，那卻是我記憶深刻的夢田。
剛進入大學，儼然一青澀文青，竟也辦起了文學社團。不知在哪日，我喜歡上了哲學。叔本華說：“誰要是向往哲學，就得親自到原著那肅穆的聖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師。”果不其然，我一頭“栽”了進去，迷上了尼采、康德、黑格爾、阿爾都塞……
2000年，我在《詩界》發表一長篇組詩之後，就再沒像模像樣地寫詩了。
漸漸地，思維日趨理性。讀研時，我擔任過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正式創辦了研究生學術期刊《複旦社科》並擔任第一、第二期主編。其間，我在《社會主義研究》、《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等核心期刊發表了10餘篇論文，一度也自認是做學術的“料”。
畢業後，我拒了幾個誘人的offer，投奔到了心儀已久的黨報集團。黨的新聞工作與我的價值觀相吻合，於是，樂此不疲。如今，許多人似乎都把反傳統、反正統當作時尚，當作標新立異，好像離正統的東西越近就越保守越落伍一樣，這多少有點盲目的無知。在我看來，我們在借鑒西方文明的同時必須要保持足夠的理性，擺在麵前的路，最理想的道路還得是正在實踐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許除此之外還有第三、第四條道路，但恐怕都難相適宜。退一萬步講，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看，我們黨無疑是目前中國惟一有執政能力和實力的政黨，沒有必要再挖空心思另搞一套，那樣的機會成本太大，中國的現實國情也容不得輪流坐莊，搞核心，樹旗幟，都是順承民族血脈的一貫傳統，至少在當前的國情民情現狀來看，也是必要的。
“記者是用腳走出來的。”在黨刊工作的這些年，我多數時候都奔跑在基層一線。我的足跡遍及上海各區縣，曾下到幾十米深的隧道盾構現場，也上到過幾十層高的建築工地高空，寫得最多的是黨建通訊，得獎作品都是黨建報道文章。這些年，我思考最深入的也是基層黨建問題，曾獨自在《上海黨史與黨建》、《黨政論壇》等學術期刊發表多篇黨建研究論文，多次參與基層黨建的課題調研，並參與撰寫了《上海基層黨建的探索與創新》、《基層黨建E時代》、《實踐·創新·發展：浦東新區開發區黨建工作之道》等黨建著作。
這些年，我真誠麵對每一位采訪對象，與蘇北“逃”到上海拾荒的創業者談心，與社科界專家教授坐而論道，與市委領導麵對麵采訪交流……每一次，都是信念的堅守；每一次，都是心靈的考問。
按理，這應該是一本黨建報道集呀！可是，正如讀者眼前所見，這是一本評論作品集。
與其說這是忙裏偷閑的結果，倒不如說這是我喜歡的一種表達方式。
集子選錄的150餘篇評論文章，一部分發表於我所供職的中共上海市委黨刊《支部生活》，其餘散見於《解放日報》、《文彙報》、《錢江晚報》、《遼寧日報》等全國各地幾十家報刊，其中，許多文字是經《東方網》首發後被報刊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