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來審讀古人，大多是盛世中的明主、亂世中的梟雄，“分而治之”，其實，他們的眾多共同點也難能可貴。看看帝王的恩愛排名，分析亡國之君的行徑，收獲的依然是生動的曆史。
也談對亡國之君的評價
我們今天看到的曆史，是不是曆史的本來麵貌？這要認真分析。不過，有一點我很有把握地說，在中國幾千年中，關於亡國之君的記載以及曆史評價，有很多有規律的地方，讓人無法判斷究竟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曆史的必然。
對大多數非專業人士而言，接觸曆史的途徑不外乎電視、報紙，以及《非議古人》這樣的小書，可這些東西並不是曆史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東西的來源無非是根據《史記》、《漢書》這樣的正史以及更多的野史提供的資料進行的加工整理推理假說正說反說甚至胡說，所以，比起普通的傳媒，曆史上的各類史書才是更基礎的資料。
曆史上的各類史書，大體分為正史和野史。顧名思義，正史是官方主持修訂的史書，而野史則是民間人士或某些官員以私人名義修訂的史書，這兩種史書，哪種更可靠？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民間人士出於人力精力特別是接觸到資料方麵的缺陷，根本就沒法與有著政府強大支持的正史相抗衡。正史，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24部書，這24部書，記錄了各個不同時期的曆史。如《史記》，它記錄的是從三皇五帝到漢武帝時期的事，時間跨度這麼大，所記準確嗎？它的記載，根據是什麼？
不用擔心，中國從黃帝的時候就有記史的傳統，這個記史還不是一般的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很厲害，那些史官一定痛恨當年沒有電視機錄音機，得整天跟在君主麵前轉悠記載他的一言一行。國家的大政方針，不可能不通過君主，所以記載君主的一言一行，不僅僅是對君主的現場直播，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國家、對曆史的現場直播。
除了對君主的現場直播，還有其他的現場直播及第一時間的編輯整理。按《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誌，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鹹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這種現場直播式的曆史，加上分類齊全的檔案，就是掌握曆史的第一手資料，後人整理編纂《二十四史》，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據，就是這些最原始的資料。
有了現場直播是很好，但其準確性，又用什麼去保證？
董狐是春秋時晉國的史官。《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聚斂民財，殘害臣民，執政大臣趙盾多次勸諫，靈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趙盾隻好逃亡。當逃到晉國邊境時，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靈公，於是趙盾返回繼續執政。董狐記載道：“趙盾弑其君。”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這就是所謂的“董狐直筆”。
董狐是一個不錯的史官，他如實地記載了“趙盾弑其君”，趙盾覺得不是這樣的，進行辯解，這就引出來一個問題，原來史官的工作，並不是完全獨立的，當權派隨時可以查看的。像趙盾這樣的好官，給自己辯解一下，史官不同意修改，他也就作罷。我們試想一下，如果趙盾越想越窩火，覺得不能留下這個罵名，硬逼著董狐修改他的記載，或威之以刑，或誘之以利，董狐還會不會堅持他的原則呢？這是很可疑的。
同樣是在春秋時代，齊國大臣崔杼縱容旁人殺死君主齊莊公，齊國史官也這樣記載：“崔杼弑莊公。”這個史官沒有董狐那樣的運氣，崔杼不滿意他這樣寫，就把他殺了。接任的太史，是原太史的弟弟，照舊記上“崔杼弑莊公”，崔杼把這個弟弟一樣殺掉。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的弟弟史官，一樣照舊，崔杼沒法了，放棄了，你愛怎麼記就怎麼記吧。第一個史官，在殺他之前，崔杼有沒有利誘他，或者威逼他，不好說有沒有。但接下來的弟弟們，照舊秉筆直書，則明顯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這兩個史官，至少是在死亡的威脅麵前沒有低頭，而前麵提到的董狐，卻並沒有麵臨這個威脅，齊國的史官兄弟，較之直筆的董狐，無疑更勝一籌。
齊國的太史被殺事件，曆來被認為是秉筆直書的典範，也曆來被認為是史家高尚的道德修養之典範。事物都是有多麵性的，這件事恰恰反映出的，是史官們的工作需要很高的道德修養才行；這件事反映出的更重要問題是，史官們的工作沒有一個製度性的保障。他們的獨立工作，隨時可能被外來的力量所打斷，從而影響他們的工作成績——影響現場直播的真實性。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下，崔杼在殺了兩個史官以後，並不罷手，而是接著殺下去，殺20個，殺200個，第21個，或是第201個史官，總會有一個，會放棄“崔杼弑莊公”，而改書“莊公卒，臨終以國事屬崔杼”。
後來，蜀漢的諸葛亮，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幹脆就取消了史官，導致後來陳壽在作《三國誌》時，資料嚴重不足。諸葛亮為什麼要取消史官？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件事告訴我們，當權者有時候可以直接地謀殺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