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於昨天。前天我還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許多年、整個一輩子那樣。而從昨天開始，我死了。鬼才知道如今我該怎麼活好。況且，我還能活嗎？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還算得上合情合理，盡管不能說稱心如意。我曾是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在一個溫暖的、組織嚴密的誌同道合者集體中工作，掙的錢如果不能說多的話，至少也還算得上體麵。我娶的女人曾經被我狂熱地愛過，之後又被我溫柔地愛過，到後來，我終於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致愛也好不愛也罷，欲也好無欲也罷，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和她已經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誠相信，我還會跟她一塊兒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終點。我有過諍友和膩友，還有過許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總之，一個有著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備的一切，其中包括雖非最貴但卻好用的汽車和舒適的兩人用的足夠寬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當然，我的工作並非一切順利而簡單，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居然會有人不喜歡我們做節目的方式。他們竭力向我們施加壓力。這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一周前，悲劇發生了：我們這個節目的編導維佳-安德烈耶夫和記者奧克桑娜-邦達連科死了。他們同坐的那輛車爆炸了。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的全體同事，受到長久審訊，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複詢問同一類問題。對警察，我們大家說的全都是一套話，因為比那更多的我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可在那時，我還曾活著。即便難受、受苦，但畢竟還活著。
可從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斷了。因為發生了一件事，它讓我懂得：留給我活著的時光已經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說我根本就無法哪怕是大致弄清，留給我的時間究竟有多少。我還能苟延也不知是兩小時、兩天還是一個月。一切的一切，都隨時可能終結。而我的妻子與此有著最直接的關係。
從奧克桑娜死時起，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在這一個禮拜裏，她臨死前準備的節目，全都播放完了。我們這兒暫時還沒有別的記者來取代她，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活著的電波中的一個活死人……可笑吧？但願沒有人會發現這一點。
娜斯佳每次走進局長辦公室時，都會有一種十分喜悅的感覺。對這種感覺，她無論如何也無法習慣。“這可真是的，”她心裏竊笑著想，“當你擁有時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幾乎有十年之久，我來這裏，每次都能見到科洛布克，便以為一切就該是這樣，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可後來科洛布克走了，來了位新局長，而我的生活也變成了一連串的考驗。如今科洛布克又回來了，又在這裏和我們、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長，那該多麼幸運啊。”
她本不願接手電視工作者謀殺案。她知道得很清楚，電視如果不是危險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錢，再不就是兩者的相加。況且，即便問題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說，這信息反正也是與金錢有關的。有人拿了某人的錢，他把錢給偷走了，或轉到瑞士銀行自己的賬戶上了，或幹脆以體麵而又尋常的受賄方式拿走了。一說到“錢”這個詞，娜斯佳就感到臉紅。
“素麵朝天”既不是信息節目，也不是專以揭露醜聞為目的的節目，它的記者奧克桑娜從不追趕“熱點”，也不“即時”采訪那些剛剛散會的國家杜馬議員。這些議員們往往還在為辯論而激動不已、憤憤不平，所以對自己所說的話控製不嚴，因此，嗣後從這類話裏，往往不難膨脹出一個招人喜愛的小玩鬧來，從而打破有關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與周圍的人發生爭吵。總的說來，這個節目是非常平靜安詳而又充滿善意的：在節目編導和記者被暗殺後，娜斯佳特意看了幾集這個節目，以便能對它形成一個總體印象。此節目的特邀嘉賓看上去也都既嚴肅又體麵，主持人看來也並不想用一些刁鑽古怪的難題從四麵八方把他們給“包圍”起來，甚至與此相反，他似乎總是竭力為嘉賓們能從最好的方麵來展示自我、表達其觀點的非規範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觀點創造機會和可能。這裏的問題不一定出在某種威脅性信息上。這麼說，是與金錢有關嘍。可娜斯佳對於與金錢有關的犯罪討厭到了病態的地步。早在大學時代，經濟學就是她極不喜歡的一門功課。她更感興趣的是複仇、嫉妒和妒恨——總之，是人的情欲，而非經濟上的貪欲。可遺憾的是，在刑事偵查這一行當裏，當劃分任務時，個人的趣味和嗜好從未被當做一種充足理由。
唉，沒辦法呀，還是得搞電視案。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請求下，從家裏拎來一大摞《電視園地》雜誌，她母親一份不拉地買了一大堆。這種雜誌整整有一個欄目是討論電視節目收視率的，娜斯佳指望能從這裏麵找到哪怕一個足以成為推理之出發點的線索。而線索居然真的給她找到了。原來，“素麵朝天”這一節目，居然從未進入“收視率最多”的數十個節目榜裏。
“有意思，那他們的錢究竟是從哪兒來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問多岑科道，“如果說這並不是一個最普及的節目，那也就是說，它在播出時的廣告費用不會很高。況且，要求插播廣告的需求量也不會很大，根據意圖，它至少應當存在三到四個月，而後就關閉，可它們已經存在了兩年多了。”
“說不定它們是靠預算支持的呢。”多岑科道。
“怎麼會呢？如果這是，比方說，政府觀點的傳聲筒，或公然支持總統的話，我倒還能理解。而這……這節目不賴、很好、很專業，不刺激觀眾，可就是——該怎麼說好呢——也許，該說沒勁兒吧。它缺乏一種特殊風味，為了這種風味一個人會一下班就往家跑，為的是一定能來得及觀看它。況且，這節目播放的時間也不太好，15點40到18點。上班族還沒回到家呢。”
“或許，這場凶殺案完全出於個人動機？”
“要那樣就好了，”娜斯佳歎口氣道，“我就喜歡個人動機。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這類動機。至於為了金錢，那可就無聊透頂，叫人頭疼了。米沙，咱倆分下工好嗎？”
“以老實人方式還是以哥們兒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著說，“如果以老實人方式，那您接金錢案，我接情殺案。因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經驗。我太小，還沒長到能調查金錢案的地步。”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撲哧一笑說，“讓我們以紳士方式分好了。女士應與情感打交道，而男士當然是和錢啦。這是您我有幸生於其間的社會主義的法則。您敢說我年齡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幾歲。您也別指望您，米尤卡，頑固地不願與我以‘你’相稱這一點會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的確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爾本人，也無法解釋這一事實，在嚴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對之以“您”和本名父稱相稱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領導以外的同事，他的這種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對局領導表示應有的禮貌。而此二人在年齡上的差異並不很大，大約相差六歲吧，娜斯佳警銜也隻比多岑科高一級罷了，喏，你就瞧著吧……
工作日將近結束時，娜斯佳桌上的內部電話發出了蜂鳴音。
“寂寞了吧？”話筒裏響起了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打趣的聲音。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動小組值班。
“你不在總這樣唄，”娜斯佳反應很快，“正等你用什麼讓我開心呢。”
“那好，既然這樣，我問你一個問題：在一個心理分析醫師那裏，究竟什麼東西會被盜？”
“在哪兒？”她驚奇地問道。
“心理分析醫師。”伊戈爾-列斯尼科夫耐心地重複道。
“什麼樣的心理分析醫師呢？”
“這有什麼區別嗎……任何一位。比方在一個抽象的心理分析醫師那裏。”
“私人開業的嗎？”
“差不多是吧。”
“那八成是錢。這類醫師的谘詢費高得很。可你怎麼想起這個的？”
“是出警中看到的，我們剛回來。你想的範圍太窄，娜斯佳。珍寶一件沒丟。”
“那主人是怎麼說的？”
“他什麼也不說。東西一件沒丟。”
“這麼說，他在撒謊？”
“他當然是在撒謊。他很清楚人家偷走的是什麼，隻是不說而已。這不，我希望你能告訴我，罪犯很感興趣，而主人又不願對他的來自警察局的好叔叔們承認的東西，究竟會是什麼呢？”
“讓我想想，”娜斯佳答應道，“而在這段時間裏，管區裏還發生過什麼別的事沒有？”
“我會都告訴你的，”伊戈爾-列斯尼科夫咕噥道，“給我一杯咖啡？”
“這你就錯了，伊戈列克，當代男士通常要就要一杯酒的。”
“值班時隻能喝咖啡。給不給喝？要不，咱另找個地方？”
“你來吧，我這就燒水。”
所有同事，隻要他不犯懶，都喜歡找娜斯佳喝杯咖啡、抽支煙。第一，娜斯佳幾乎總是呆在辦公室，這對一個偵查員來說一般並不正常。第二，她那裏總是備有上等咖啡，因為盡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掙的工資微薄得可笑，可她總是隻買上等好咖啡，為此而不惜在其他許多方麵，比方說吃飯，有時甚至在連褲襪方麵節省開支。第三，在她那裏，任何時候都可以抽支煙，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種種不便，發泄一番對局長瞎指揮的不滿，心情愉快地侃一會兒。不十分喜歡交際而喜歡獨處的娜斯佳，有時對同事的這種做法很惱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徹底改變這種處境，其結果隻能是一個：那就是會出現好多與她為敵的和潛在的“好心腸的”人。你總不能把人家給推開，更不能把人家都給得罪了吧，即使你很想這麼做也不能。
伊戈爾幾乎是一轉眼工夫就到了——至少按娜斯佳的概念說是這樣。如果是她，從值班室到辦公室這段路，至少要花三倍的時間。娜斯佳每次見到列斯尼科夫就會止不住在心裏感到驚訝，一般說最“狡猾”的獵色之徒往往都是那些外表出眾的男士，而像伊戈爾-列斯尼科夫這樣的美男子難能可貴地成為用情專一的模範丈夫——你根本不可能誘惑他使他偏離夫妻恩愛的正道。許多在彼得羅夫卡工作的年輕姑娘，都對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暗自傾慕，可是，她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以從他那裏得到些許青睞而炫耀。列斯尼科夫對人並不十分熱情，平常總是少言寡語，臉上總是很嚴肅，有時甚至陰沉沉的，跟誰都不套近乎，不套交情。有關他的私生活，同事們所知道的，就隻是他是二婚，非常疼愛自己的女兒。但他具有很強的自製力，而且，如果他想使交談繼續下去的話，他會變得非常可愛迷人，以至談話對手會覺得無論如何無法對他撒謊。他居然會從“值班室”打電話過來，據此可以判斷，那位心理分析醫師家裏發生的盜竊案，某些地方使他很感興趣，如若不然，他是不會向娜斯佳提任何問題的。醫師的診所可不是什麼特列季亞科畫廊或珠寶庫，而行竊案也自有管片民警，或至少如果判明丟失的是貴重金屬、寶石或古董的話——也會有行竊科的同事管，無論如何也不會找到“凶殺”組的頭上。而列斯尼科夫，根據娜斯佳的印象，也不是一個好奇心重、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極少對別人的秘密感興趣，因此，推斷他隻是出於一個值班員的好奇心是沒有根據的。這麼說，這件竊案有些蹊蹺了……
“別兜圈子了，伊戈列克，”娜斯佳給他倒滿一杯濃咖啡，說，“你怎麼對這樁竊案這麼上心？”
“竊案本身倒沒什麼，很正常，”他含糊地說，“隻是那主人我不喜歡。他不知為什麼十分驚恐。而且，矢口否認有任何東西失竊。”
“或許是你有點誇大了？看見自己的屋子被人翻過，任何人都會害怕的。即使什麼東西都沒丟，總歸不好受，總歸會驚慌的。萬一那竊賊明天又來了呢？況且，一般說，對別人財產失竊的事感興趣，這不是你固有的性格。還有什麼，為什麼不都吐出來呢？”
“不，沒有了，”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懶洋洋地聳了聳肩，“今天不知怎麼有點累。往常這時我還精神飽滿，情緒愉快，像個嬰兒，可今天卻覺得，好像我已經值班值了兩晝夜多了。您那件電視狂的案子怎麼樣了？有進展嗎？”
“很難啊。收集了一些材料，受害人在臨終前的十天當中，什麼時候，在哪兒跟誰在一塊兒，喏，這不，翻跟頭打滾兒地，正想擬出一份準確的所有事件發生順序表來。順便問一句，你以前看過這個節目嗎？”
“什麼節目？”
“素麵朝天。”
“不，沒看過。”
娜斯佳瞥了一眼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