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1948年生，山東人，台灣大學外文係畢業，副修曆史。1970年負笈美國，主修中國與歐洲思想史，獲夏威夷大學曆史學碩士、耶魯大學曆史學博士。自1978年起，先後任教於衛斯理安大學、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及紐約佩斯大學，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主要著作包括：《中國曆代茶書彙編校注本》、《茶飲天地寬》、《陶瓷下西洋》、《高尚的快樂》、《出土的愉悅》、《湯顯祖與晚明文化》、《在紐約看電影》、《樹倒猢猻散之後》、《遊於藝——跨文化美食》、《吹笛到天明》。主編學術刊物《九州學林》。另以筆名程步奎著有詩集：《程步奎詩抄》、《新英格蘭詩草》、《也許要落雨》、《從何說起》，及譯詩集三種、翻譯小說兩種。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門口掛著朱熹的對聯：“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這是書畫家王己千先生九十二歲時的手筆，在會客室訪談時，鄭培凱先生恰好就坐在這幅書法原跡之前。
鄭培凱讀台灣大學外文係時，頗受白先勇等人的影響。他笑道：“我有時候回想起來覺得蠻好笑，我現在做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可是我從中學到大學追求的都是西方前衛性的東西。”在讀書時代，鄭培凱熱衷於實驗劇場與現代詩，因為漸漸不喜歡外文係太機械化的教學，而轉係又來不及了，就輔修了曆史。
1970年，鄭培凱到美國攻讀曆史，仿佛進入了自由天地。在台灣壓抑的空氣中，鄭培凱具有青年的叛逆心理，覺得台灣當局不讓看的東西，就特別想看。在夏威夷大學讀書時，他主要讀的是“五四”以來的文學，魯迅、茅盾、巴金、老舍、張天翼……他之前通通沒有讀過。“我沒事就在圖書館完全漫無目的地看書，就像海綿一樣吸收。”
在美國，因為編輯《九州學刊》的緣故，鄭培凱和餘英時、張光直、費景漢、孫康宜等師友交往甚深。到了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後，由於上海的王元化、朱維錚兩位的建議，合並了暫時停刊的《九州學刊》與《學術集林》，由鄭培凱主編《九州學林》，編委彙聚了華文世界著名的學者。
寫詩時，鄭培凱用的筆名是“程步奎”。起初是因為在香港刊登批評台灣政府的文章，用筆名逃過文網，後來覺得好玩，寫詩用名“程步奎”，寫學術文章則用“鄭培凱”。對詩，鄭培凱情有獨鍾，中學讀書時代就認識鄭愁予、餘光中、周夢蝶等人，有一段時間頗受歐美詩歌影響，甚至用英文寫詩。近年越寫越少，倒是常常在旅行途中感覺時空轉換，詩意盎然，而過年時必寫一首妙趣橫生的詩向朋友賀年。
提起現在的工作，鄭培凱用“累得一塌糊塗”來形容。對昆曲的研究和推動，部分成果已形成了他主編的《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一書，現在則進行一項龐大的“昆曲傳承計劃”，邀請老一輩昆曲表演藝術家，記載近半個世紀昆曲四功五法的傳承。他領導的另一個重要研究項目是“陶瓷下西洋”，十年來一直得到香港政府大學研究的資助，通過外銷瓷來探討中西文化交流。而由於對茶道的興趣，鄭培凱花了六年時間研究中國曆代茶書。
1991年，鄭培凱到台灣做客座教授，發現有一批人對茶感興趣，布置了很好的茶室，於是時常帶學生去茶室裏上課。有一次品茶講道時，學生問道：“可不可以把飲茶的曆史講一講？”鄭培凱心頭一動，便開始收集一些茶文化的資料，發現中國古代有很多茶書，但比較亂。到香港城市大學任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後，他和茶史專家朱自振合作了一個大計劃，從2000年到2006年把中國曆代的所有茶書都做了校注，最後完成《中國曆代茶書彙編校注本》，彙集了自唐代陸羽《茶經》至清代王複禮《茶說》共一百一十四種茶書，同時也輯錄了各種散佚著作，是現存所見茶書總彙中收錄最豐富的編著。
鄭培凱研究陸羽的《茶經》時，發現陸羽將喝茶放到審美的領域裏，結合了許多文化藝術的思考，流風所及，後世大多數寫茶的人都在講品味的問題。而品味是一個審美的價值判斷，是研究思想史重要的題目。鄭培凱覺得陸羽把茶的性質與飲茶的感受合在一起，把物質性的茶葉提升到精神性的茶飲之道，使飲茶帶有強烈的文化意涵，與清高、文雅、儉樸、敬謹等意識範疇連在一起，進入“清風明月”境界。因此，他對陸羽的《茶經》進行導讀，形成《茶道的開始》一書。
《茶道的開始》之後，鄭培凱準備寫宋代的茶文化。喝茶在宋代上層社會非常講究，出現了幾個喝茶的大家，像書法四大家之一的蔡襄寫過《茶錄》，宋徽宗也寫了《大觀茶論》。“蔡襄是福建人。唐朝的時候，福建茶不太重要，宋朝以後，福建茶是最重要的。”鄭培凱說，“宋徽宗是愛藝術的，他是天下至尊，對審美的追求真是沒有止境的，講究到了極點。”
曆史是活生生的人類經驗
李懷宇：你在美國耶魯大學讀博士時，論文是誰指導的？
鄭培凱：我的博士論文最主要的指導老師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他特別請了餘英時做我的論文committee member。因為史景遷對我蠻好的，我在耶魯研究所得了四年獎學金之後，他又提名我擔任Yale Prize Fellow，多給我兩年獎學金，所以我一直在那裏讀書。史景遷和餘英時對我現在還是有一定的影響的，特別是餘英時。
李懷宇：你和餘英時先生的學術交流是怎麼樣的？
鄭培凱：當學生的時候，他指導我博士論文的寫作。我教書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教書是在紐約，可是同時也是哈佛的研究員，所以我每個禮拜經常要來回跑，紐約與波士頓當中就是紐黑文，我要停下來休息，就到餘先生家裏。我開車五個鍾頭的路程，兩個半鍾頭剛好到他家，那就跟他聊天、吃飯，吃完飯再上路。他對我非常好，天南地北地聊，這樣反而是一般人少有的學習機會，所以在我畢業以後，還一直跟他學各種各樣的東西，特別是他對整個文化理念的探索，我覺得學了很多。因為我跟他成長的時代不同，性格上一開始有很多不一樣，政治理念有很多不一樣，我那時年輕，思想比較激烈，而他則見多識廣，經驗豐富。那麼，我是傾向社會主義的左派，餘先生是比較保守的右派，所以我們兩個人談話是蠻有意思的，經常是政治理念的爭論。而且我也發現，很少會有學生整天跟他辯論，我可能是很少數，甚至是唯一整天跟他辯論的學生。在討論與爭辯之中，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東西，有些是人生的道理，有些是為人處世的態度，跟學習具體的曆史研究無直接關係，可是對了解當代文化發展，對了解整個人類文明的進程，特別是中國曆史文化，對我有很大的刺激，受益匪淺。我因為是理想主義左派的緣故，在耶魯研究院曾專攻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所謂的“西方新馬”，餘先生對這方麵接觸與思考得較少，所以我就時常拿這些理論跟他辯。因為我講的多，他也就去看，看了回來就說，你那個很多不行的，隻有理念，跟實際的曆史現實無關。我覺得餘先生對我刺激最大的是，讓我認識到學術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不止是概念遊戲，認識到曆史理解，不止是探討客觀趨勢。我們的生活是真實的，過去曆史上的人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我們都是曆史當中的人，理念的運作變成主義來實行，當中有很多真實的人會受苦，會民不聊生。這種相信客觀曆史趨勢與理念實踐的偏執，會造成民族的苦難，研究曆史的人不能不看到，不能不關心。我當時跟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對很多事情想得比較天真，有時偏執於理念，偏執於“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我其實是熟知近現代史的，為什麼會咬著一個理念在那裏討論呢？那是因為自己沒有把曆史的意義想清楚，所以從純粹思想史，特別是觀念式的概念理論探討。我開始醒悟，早先學思想史有很強的觀念史探討傾向，可是，和餘先生經常辯論的結果，讓我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改變，是我們要研究探討的曆史，是真正活生生的人怎麼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中生活，怎麼經曆他們的悲歡離合，怎麼過日子。我後來真的很不喜歡討論純粹的觀念史，也從傳統思想史的研究轉向思維意識史，後來更傾向社會生活史與物質文明史，研究起文化審美問題，如茶文化、陶瓷外銷等等。
李懷宇：史景遷在美國曆史學界相當有影響，他是什麼樣的人？
鄭培凱：他對我很特別，在我讀博士期間，完全不管我，隨我自己去發展。他大概覺得，我有很強的主見，自己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吧。史景遷在西方史學界很有影響，因為他比較特別，文筆很好，講故事的能力很強，把曆史人物與事件敘述得栩栩如生。就是從我做學生的時候起，美國的曆史界正流行量化的曆史，什麼東西都要盡量找社會經濟的資料，把它量化，套上很粗糙的統計學方法來討論，然後讓它科學化。可是史景遷從來就不把重點放在曆史的科學性上，因為他覺得曆史是活生生的人類經驗，不適合以量化方法來研究曆史人物的真實經曆。我記得當時有一些研究美國史的同學，研究美國政治史與地方政治結構的變化，用選舉的票源來探討美國曆史上的變革，當然也從統計數據說出一些情況，可是也沒有辦法呈現政治結構的主要問題。到了198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界慢慢又有一個回潮，特別是年鑒學派的一些主將，都開始研究細部曆史，研究地方史料所呈現的具體民眾生活。年鑒學派早期也都是一大堆社會經濟史，一大堆經濟數據，後來這些主將都開始講生活史，講曆史環境中思維想象的變遷，像法國生活情趣的改變啊，咖啡館的出現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啊，研究一個村落從中古後期進入十六十七世紀的變化，等等，雖然利用一些社會經濟史的數據，卻不是以量化研究作為主軸了。史景遷本來就在做這類的研究，並以生動的敘述，呈現曆史片段的精心裁剪。你看《王氏之死》，很會講故事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反而可以說，他帶領了這個重返曆史敘述的新潮流。他敘述的曆史很有趣，人物都活生生的，引發西方人對中國曆史文化的興趣，也使得西方人對中國產生了親切感。其實史景遷的曆史基礎很好，歐洲史、美國史的基礎都蠻好，有一個深厚的西方文化底蘊作為參照係。我後來回耶魯教書，那時候的係主任是美國史的專家，他跟我說，史景遷很厲害的，我們以前上美國史的課，班上他功課最好。史景遷對整個世界史掌握很好，有宏觀的曆史視野，可是他的研究卻專注中國明清以來的曆史，很有獨特性。我覺得，他有一種天生的稟賦，特別會運用文字，以優美傳神的敘述，講出動聽的曆史故事。
中國文化要有新的教學模式
李懷宇：1998年你從美國來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最大的緣故是張信剛校長找你來？
鄭培凱：對。我想，最大的外因就是他找我來。當然有我自己內在的原因。
李懷宇：我覺得你來香港不是一個偶然，和你一直以來的興趣和學術思考密不可分。
鄭培凱：你說的對，我也覺得不是偶然。來香港之前，我自己以為在紐約生活得非常愉快，生活得挺好，可是隱隱約約感到還有些東西沒有做。我可能還背負了傳統士大夫的願望，雖然不是“經世濟民”，但總覺得應該回饋社會，而美國的文化環境不多我這麼一個人。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當城市大學校長說，你可不可以來看看，我們想要在香港重新定位中國文化時，我說，好吧，我來看看。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想到我在香港有那麼多老朋友，有的是我在保釣運動中認識的，有的是我編輯《抖擻學刊》與《九州學刊》的同誌，後來都見到了，而且都還關懷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我來到香港，看了以後，覺得香港不管研究環境怎麼樣，從教學的角度來講，我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很多東西不做的話，好像也對不起這個地方的年輕人。既然中國文化成為全校的通識課程，那我就一定要把它設計得很有趣，而且符合我們現在理解中國文化的方法。我覺得一定要有各種各樣的講座，另外，我還要帶學生出去一起做考察，這個觀念可能是受到文化人類學的影響。我在聘任同事的時候，是希望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長，最後是要做一定的整合與相互激蕩，讓專業化、分科化、甚至開始職場化的文史研究，重新找到跨領域的靈魂與精神，而不隻是空泛地為跨科係而跨領域。後來我把美國的工作都辭掉了，我越做越有意思，我也發現，學生一開始不喜歡學習中國文化，理由都是很急功近利的，說文化與藝術既不能幫他們找到工作，又不能當飯吃，其實都是完全無知的理由。所以我從教學經驗中堅定許多的想法，提的口號就是：你可以有不喜歡中國文化的自由，可是你沒有無知的自由。你不可以說，我從來沒有接觸過，我也什麼都不知道，可是，我討厭中國文化，或者我崇拜中國文化，這統統都不行。你作為一個中國的青年人，要有批判的腦子，那我給你提供文化知識，以及各種各樣的方式與角度，讓你來思考。我從來不用傳教的方式來傳布中國文化，從不盲目尊崇傳統的四書五經，也不提倡僵化的傳統固有道德。我心想，我小的時候也很有叛逆性，反抗這個傳統固有道德的教法，蔣介石就推行這種教法。我發展的這個教學模式，強調多元理解，教學相長，相互刺激，聯係現代思維，批判思考傳統與現代的發展觀。所以，在設計課程上，也很有挑戰性。比如說，我每個學期要設計五六十個講座，那我要請很多的人來，所以在設計的過程中，就開始構思對於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新的教學架構。我覺得這十多年來，做得最多的，可能在教中國文化以及人文通識教育上麵，設計了一個新的教學模式。這個模式並不是到處可以硬套的，許多大學都派過參訪團來訪問、考察，我每次跟他們講的第一點就是，每一個模式都是從自己的環境發展出來的，我們發展的這個模式絕對可以參考，可是你不要照抄，照抄不會成功的，你要看自己具體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