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英時
一九八〇年年底中國史學界不幸失去了兩位重要人物：顧頡剛先生和洪業（煨蓮）先生。兩位先生都是一八九三年出生的；逝世的時間也僅僅相差兩天：洪先生卒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顧先生卒於二十五日。
顧先生是蘇州人，係出著名的吳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國傳統的經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響，並且是在美國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盡管他們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學上兩位先生卻很早就是誌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一九二三年從美國回到燕京大學任教的，這正是顧先生以“古史辨”轟動中國學術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雖治西洋史和神學，但回國之後治學的興趣很快地就轉到中國史方麵來了。這是和當時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所倡導的“整理國故”的運動分不開的，而顧先生對他的影響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屢次和我提到這一點，絕不會錯的。一九二九年顧先生到燕京大學曆史係來擔任古代史的教學，他和洪先生在學術上的合作便更為密切了。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們共同發現崔述夫婦的遺著和訪問崔氏故裏的一段經過。最近顧先生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上）”一文中曾特別回憶到這一段。他說：
當“五四”運動之後，人們對於一切舊事物都持了懷疑態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適、錢玄同等經常討論如何審理古史和古書中的真偽問題。那時我們就靠了書店主人的幫助，找到了這部《崔東壁遺書》。後來我同幾位燕京大學的同事在圖書館裏找到了崔述的《知非集》，又組織了一個旅行團到大名去采訪，看到了他墓碑上的記載，又借鈔了崔述的夫人成靜蘭的《二餘集》，崔述的筆記《荍田隨筆》。（英時按：原名《荍田剩筆》、顧先生誤憶。見《中國哲學》第二輯，一九八〇年三月，三三七頁）
這裏所說燕京大學的同事其實主要是指洪先生，因為《知非集》是他在燕大圖書館中發現的，而“崔東壁先生故裏訪問記”一文也是由洪、顧兩先生共同署名發表的。（均見《崔東壁遺書》，台北河洛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七五年，特別是顧先生在《遺書》“序”中對洪先生表示感謝的一段，見第三頁。）顧先生不提洪先生之名，大概是有所顧忌，而胡先生因為已獲得公開的“解放”，所以反而不必避諱了。
洪、顧兩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這一方麵，他們的業績都是非常輝煌的。以世俗的名聲而言，顧先生自然遠大於洪先生；“古史辨”三個字早已成為中國知識文化界的口頭禪了。但以實際成就而論，則洪先生決不遜於顧先生。洪先生三十歲以後才專治中國史，起步比顧先生為晚，然而顧先生由於早年遽獲大名之累，反而沒有時間去做沉潛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際，正未易言。最後三十多年間，他們兩人的學術生命尤其相差得甚遠。顧先生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太大，許多研究計劃都無法如期實現。例如《尚書》譯注的工作，在“古史辨”時代即已開始，六十年代在《曆史研究》上續有新作，但全書似乎未及完篇。（最近兩年發表的有關《甘誓》、《盤庚》諸篇主要都是由他的助手代為完成的。）所以就最後三十餘年而言，他的成績不但趕不上“古史辨”時代，而且也不能與抗日戰爭期間相比；因為即使在抗戰的那種困難條件下，顧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隨筆》之作。（後來正式出版的《史林雜識》即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實在不能不令人為之扼腕。對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時期卻仍能不斷地在學問上精進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間應聘到美國哈佛大學來講學的。據他有一次談話中透露，他當初隻打算在美國住一兩年，借以補足戰爭期間接觸不到國外漢學研究的缺陷。但是後來中國的政治局勢變化得太快，他終於年複一年地在美國住了下來。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〇年，洪先生發表了許多分量極重的學術論著。舉其犖犖大者，英文專著有《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上下兩冊，哈佛大學出版，一九五二年），英文論文有《黃遵憲〈罷美國留學生感賦〉譯注》（《哈佛亞洲學報》，卷十八，第一、二號，一九五五年六月）、《錢大昕詠元史詩三首譯注》（同上，卷十九，第一、二號，一九五六年六月）“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同上，卷二十，第一、二號，一九五七年六月），“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同上，卷二九，一九六九年）。中文論文之較為重要者則有《破斧》（《清華學報》新一卷，第一期，一九五六年）、《再論臣瓚》（同上，新三卷，第一期）、《〈韋弦〉、〈慎所好〉二賦非劉知幾所作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冊，一九五七年五月）、《再說西京雜記》（同上，第三十四本下冊，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凡是讀過洪先生論著的人都不能不驚服於他那種一絲不苟、言必有據的樸實學風。他的每一個論斷都和杜甫的詩句一樣，做到了所謂“無一字無來曆”的境地。但是洪先生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則是劉知幾《史通》的英文譯注。他對《史通》的興趣發生得相當早，認為這部書是世界上第一部對史學體例進行了係統討論之作。因此他發憤要把它譯出來，讓西方人知道中國史學造詣之深和發展之早。前麵所列的單篇論文，其中不少便是《史通》譯注的副產品；而一九六九年的“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事實上即是《史通》“忤時”篇的譯注。由於他的態度認真，不肯放過《史通》原文中每一句話的來曆，譯注工作所費的時間幾乎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記得十五六年前洪先生曾告訴我，他已戒掉了煙鬥，要等《史通》譯注完成後才開戒。但他究竟最後有沒有照預定的計劃結束這一偉大的工程，我現在還不十分清楚。希望整理洪先生遺著的人要特別珍視這一方麵的文稿。洪先生為了要整理出一個最接近本來麵目的《史通》本子，曾進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除了他以前在燕京大學所校的多本外，近幾十年來又廣搜各種異本。其中最重要的有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烏絲欄鈔本（原為明鈔本，是最接近宋刊本的一種），和郭孔延《史通評釋》（這是最早的注釋本，刊於一六〇四年，原藏抗戰前日本人所辦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現亦歸史語所），以及台北中央圖書館所藏的明刊蜀本《史通》。我曾不止一次向洪先生提議，請他整理出一個最理想的校本，分別刊行，以取得與譯注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希望我們能在洪先生的遺稿裏發現這樣一部完美的校本。
洪先生平素與人論學，無論是同輩或晚輩，絕對“實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聞強記，最善於批評，真像清初人說閻若璩那樣，“書不經閻先生過眼，謬誤百出”。一九五八年周法高先生在哈佛大學訪問時曾以《顏氏家訓彙注》的稿本送請洪先生評正，後來周先生告訴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處不下百餘條。但是另一方麵，洪先生卻又深受中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的熏陶，對古人不肯稍涉輕薄。一九五四年胡適之先生曾經多次與洪先生為全謝山問題發生爭論，書劄往複不休，主要關鍵便在於洪先生認為胡先生說全謝山吞沒趙一清（東潛）《水經注》校本，是一種不應有的厚誣古人。在十月二十日一封長信中，洪先生特別強調“罪疑惟輕”的古訓；在十二月八日一封更長的信中論及趙東潛《接謝山劄雲典衣得三緡聊助客乏寄謝》詩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