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個美國漢學界的“票友”。這裏漢學自然不是指漢代的學問，也不是清代亦稱“樸學”的儒家學術，而是歐美學者以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統稱。
二〇一〇年十月在一個會議上與科羅拉多大學的Antje Richter教授相晤，互報姓名後，她說看過我的書，我說哪一本呢？她說書名記不清了，卻記得我在序言裏說：“寫漢學家的傳記，有個做漢學家的丈夫實在太方便了。”“哦，你看過A Latterday Confucian！”旁邊一位香港來的學者笑說他也讀過，“原來是你寫的！”
這位教授一語道破我的“票友”身份，但我很高興《洪業傳》英文原版出書二十多年後仍有不少人記得，哈佛大學出版社仍陸續銷售，然而台北聯經一九九二年的中文繁體字版和北京大學一九九五年的簡體字版卻都買不到了。《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的中譯者饒佳榮先生是位有心人，他在《上海書評》看到我的《趙元任、胡適與韋蓮司：半世紀的友誼》一文，寫評語惋惜《洪業傳》絕了版，並通過朗諾的學生張佳音和我聯絡，自告奮勇籌辦再版，請我重新寫一篇序。
我且談談我如何成為個漢學界“票友”，又怎樣經過一連串的巧遇，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獲得機會客串登台，連帶略談四十多年來這個圈子裏的見聞。
必須從我複雜的文化背景說起：我曾祖是在廣東中山縣城開錫器行的，他早逝後親戚經營不當，生意一落千丈；老掌櫃為不願增加我家的負擔上吊了，我年輕的祖父北上到天津投靠姐夫，在京奉鐵路當了點票員，不料被誣告偷竊而逃命到馬尼拉。懂些英語的他，到一家美國人俱樂部當酒保，我外公則在另一俱樂部做酒保，這些替“西人”打工的廣東漢集資賃了棟花園洋房做會館，叫“南聚安館”，讓單身會員有地方住，還提供大家玩牌聚餐一起揣摩西洋習俗的場所——這是他們自己的俱樂部。珠江流域得風氣之先，和洋人打交道不亢不卑，我從他們那裏承襲了這個態度，即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可以理解的，須異中求同。
菲律賓經西班牙統治三百多年後，有半個世紀是美國殖民地，“二戰”時被日本占據三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一九四六年）獨立。我小時家裏長期訂購兩份中文報紙，一份當地的英文報紙，還有美國的《讀者文摘》和《生活雜誌》。上的小學是福州人辦的，中學是廈門鼓浪嶼的基督徒辦的，都是雙重學製：半天以閩南語解釋中文課本，半天以菲律賓話或英語解釋英文課本，還要修菲律賓語和西班牙文。同樣的代數用中文上完再用英文上，但中英文的曆史課本就幾乎完全不銜接了。靈惠中學教師大多是廈門大學出身的，來自南京的陳錫榮老師是唯一的“外省人”，西南聯大畢業，當過記者，教了我高中三年的國文，奠定了我的中文基礎；有多位美國傳教士，一位曾擊落數架日本戰機的退役空軍教物理，另一位把世界史講得非常精彩，令我對曆史特別感興趣；有這些好老師，也算我“師運”好。
現在回想，我們晨光小學進樓門上那塊黑漆大木匾，上麵刻著蔣中正題的四個燙金大字“禮義廉恥”，宣揚的是中國舊道德；中文課本提倡的是經“五四運動”過濾的理性思想和民族意識，英文課本標榜的是個人主義。我生活在幾個平行但自成體係的世界裏，以小孩的天真，堅信書本的話完全可靠，每句話後麵都有個現實，而現實世界裏每件事物，包括我所有的思緒和感情，都有正確的中英文名詞和形容詞。後來發現居然有“漢學”這麼一個東西，企圖把這些世界打通，也怪不得我著迷。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係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仍相當保守，除四書五經還有“國父思想”，讀詩用《玉台新詠》。書法由陳誠“副總統”的姐姐教，她上課稱學生為弟弟妹妹；新文藝習作教授是《女兵自傳》的作者謝冰瑩，主要講新式標點符號，倒真要我們寫小說和新詩。她把我們的習作結集出版，書名叫《青青文集》，多年後書店裏仍在銷售，內有我的短篇小說《幻與實》，敘述一位在台灣讀完大學後到菲律賓鄉下教書的女人，有個殷商的兒子追求她，兩人不十分匹對，但她最終還是認命嫁了。這不正代表我對茫茫前途的一種探索嗎？
我暑假在天主教耶穌會辦的耕辛文教院找到一份差事，替奧地利語言學家溫知新（Friedrich Weingartner）神父打字，這讓我第一次接觸到“漢學”，知道有群歐美學者專門研究中國東西，出版各種期刊。走廊對麵張誌宏（George Donohue）神父是個熱心腸的美國人，我閑來無事常常和他聊天。那年秋天師範大學舉辦英語演講比賽，他鼓勵我參加，中文係的我居然得了第三。碰巧有個美國報人到台北講演，星期六臨時找不到翻譯，我們係裏的張起鈞教授想起我，便來到女生宿舍把我叫醒，我毫無準備，到場就即時中譯英、英譯中。那年代台灣英文流利的人不多，張教授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就收了我做幹女兒。張教授是北京大學哲學係畢業的，以胡適的傳人自許，也辦報。張太太很會做菜，日式庭院裏經常有飯局請學界政界要人，叨陪末座的我自此以知識分子自居。
一九六七年春，以美商為主的台灣獅子會舉辦了一個全島英文論文比賽，題目是“世界和平”，獎金不少，我參加並得了頭獎。當會長的台北美國學校校長開車送我回宿舍時，說我應該到美國念書，我說沒錢，他說可以聘我教中文，讓我有機會存錢。我教了一學年，又在聯合國辦事處當了一年秘書，兼了一些差，籌足經費到美國。我本想改行修歐洲史，卻發現轉係要從二年級讀起，繼續修讀中國文學的話，處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不但承認我台灣的學分，連菲律賓一些學分也承認，可跳到四年級馬上拿到文憑。因此我便進了華大，多上一年課又得了個比較文學碩士，回頭想這兩個學位得來太易了，一篇論文也不用做！
在華大讀書時，幹爹在北大的前後同學，主持漢語教學的嚴倚雲教授很照顧我。嚴倚雲是嚴複的孫女，丈夫高叔哿的父親高夢旦多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負責編譯，兩人出自福州名門，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長大，四十年代來美國讀博士，婚姻是胡適撮合的。他們家門口掛了個“高嚴寓”的小木牌。兩人種族意識、階級觀念都很淡薄，白人黑人一視同仁，高官木匠一樣談得來。我假期都在高嚴寓度過，感到像自己家一樣。住在高嚴寓有個額外的收獲，就是和艾朗諾（Ronald Egan）結了婚，也和漢學結了終身之緣。
朗諾“師運”隻有比我更佳。他本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念英美文學，偶然選了白先勇的課，迷上中國文學。白先勇剛教書，熱心得很，替他取了中文名字，暑假還把他帶到台北，請台大的年輕講師替他補習中文。朗諾把該校的中文課都選過後轉到華大，修中國文學史和我同班，擔任這門課的老師是在青島出生的衛德明（Hellmut Wilhelm），他父親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是以翻譯《易經》著稱的德籍傳教士。我們課餘談得相當投機。朗諾沒上嚴先生的課，但嚴先生知道他，有心做媒，常請他來吃飯；後來朗諾開了烤箱，隻焙一顆馬鈴薯，就被小氣的房東趕了出來，因禍得福被收容入高嚴寓。朗諾搬進來之後，高先生賦閑在家，常帶我們一起爬山，到海邊挖象拔蚌，有時吃過晚飯，夫婦借故出去，高先生會眨個眼睛說：“讓他們倆親熱一下。”我了解他家沒有“做媳婦”的規矩，兩人順理成章便結了婚。
朗諾和我很羨慕高家的生活方式，希望也能在大學做事，但有他們前車之鑒，估計夫婦同在一個城市找到教職幾乎不可能，決定讓朗諾念博士，我找工作支持他。然而朗諾一九七一年進哈佛大學研究院上課第一天，我明知做學問不如他，還是很不甘願地哭了一場。以後朗諾研究什麼題目，我即使不太懂，也有興趣，他的師友也成了我的朋友，“票友”身份便這樣形成了。
漢學本來是歐洲人的地盤，把研究中國當作一門學問的歐洲人大約可分四類：第一類是傳統學者，小時受的是經典教育，拉丁文和希臘文是必修課，從事漢學是把中國當作如埃及、波斯、希臘、羅馬等古文明研究；第二類是殖民政府官員，無論出自職責的需要或出於個人的好奇，關切中國的政府製度及外交策略；第三類是收藏家和鑒賞家，因愛好中國文物想進一步了解藝術品的來曆；第四類是傳教士出身的，對中國民間宗教社會習俗等特別有興趣，也研讀中國的古書，目的卻是要尋找和基督教教理的共通之處。
美國的漢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起步。戰爭消耗了歐洲各國的財力，美國獨大，許多歐洲學人到美國棲身，形成美國學術一片繁榮的景象。
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長大的傳教士子弟紛紛回美，壯大了漢學家的陣容。當時美國漢學主要分兩派：一派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二八年成立後培養了不少這方麵的人才；另一派則研究近代中國，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首，探討清代以來的中國製度，主要課題是了解中國何以走上共產主義之路。當時在美國教書的華人是相當尷尬的，他們的中文程度遠在同儕之上，對中國政治、社會、文學、曆史都有較深的認識；可是那年代美國種族成見仍深，一般隻請華人做副手，有名望的反而不聘用。譬如胡適這樣的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還沒有漢學可言時很多大學都爭著要聘他，戰後反而無人問津，倒是英國的牛津大學要他，他因政治原因退卻了。這情形到七十年代才逐漸好轉，很大程度是受惠於美國黑人爭取種族平權的運動。
朗諾在哈佛讀書時，研究古代文明的東亞係和研究現代的“費正清中心”幾乎老死不相往來，兩邊不但研究內容、思維方式不同，政治傾向也不同。“費正清中心”的人認為東亞學係死氣沉沉，這邊則視那邊膚淺勢利。其實東亞係問題的確很大，研究中國的幾位老先生合不來，脾氣又大，隻有新來的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較和氣，學生差不多都被嚇跑了。朗諾和梅維恒（Victor Mair）同年畢業，是該係七年內完成博士課程僅有的兩個學生。
朗諾在哈佛的導師是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他每年暑假和葉嘉瑩一起研讀宋詞，朗諾受了影響，後來研究宋代文學。但朗諾看懂文言文，功勞應歸方誌彤（Achilles Fang），方誌彤是韓國人，中英文學底子都異常深厚，除日文德文外還懂多國文字，當過海陶瑋和蒙古學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的老師，學生做了教授他仍是講師，未免憤世嫉俗；他與錢鍾書在清華是同學，錢鍾書一九七九年訪問哈佛，老友相逢很高興，朗諾選譯《管錐編》，就是他鼓勵的。朗諾也上柯立夫的課，柯立夫跟係裏同事都不和，最親近的人是校外的洪業，每周日下午三點鍾茶敘，數十年如一日。他周末回農場時，有一群獵狗和數十頭牲口陪伴，但在劍橋孑然一身，而洪夫人已去世，我們常請兩位單身漢吃晚飯，因而和洪先生熟稔。後來朗諾博士論文寫《左傳》，洪先生的《春秋經傳引得序》是最權威的著作，洪先生自然便成了朗諾的非正式導師，也成了我們共同的朋友。
洪業曾擔任燕京大學教務長，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創辦人之一，中英文皆絕佳，學問眾口皆碑，他主持編纂十三經以及其他重要古籍的引得（即索引），讓沒有熟讀古書的人亦可言之有據，在中國學術史上是很重要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