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機構自中世紀發端於歐洲以來，曆經千年歲月的洗禮，不斷發展壯大，並成為當今社會重要的組織機構。時至今日，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建立起自己的高等教育機構。據國際大學協會(IAU)的統計，目前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機構總數已超過17000所。各國高校雖然興起與發展的背景不同、動力各異，但對於很多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卻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高等教育模式的國際移植。正如伯頓·克拉克教授所指出的，“如果我們想係統地描述決定變化的諸多因素，我們很快就會遇上高等教育形式從一國移入他國的問題。許多高等教育係統的許多基本特點都是從國外搬來的”。
盡管高等教育模式的國際移植具有外部強加和自願引進兩條途徑，但對於作為接受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由西方國家通過殖民統治進行外部強加顯然是更為普遍和主導的方式。正所謂，“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最基本的變革——即現代係統的建立——是在殖民主義統治下移植外國模式而引起的”。從曆史上看，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輸出主要是由葡萄牙、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等國通過對拉美、非洲和亞洲大麵積的殖民化來實現的。所有這些國家都以建立高校的形式在殖民地留下了它們的文化印記。在16世紀初期和中期具有強烈天主教傾向的西班牙語拉美地區的主要城市，大學成為殖民者首先建立起來的一種機構。法國在其主要殖民地首都城市移植法國大學模式已成為它“直接統治”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這種帶有強烈國家管理色彩的中央集權模式被移植和嫁接並深深嵌入了殖民地大學。
雖然克拉克和阿特巴赫分別在《高等教育係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和《比較高等教育：知識、大學與發展》都曾論述過國際移植問題，但是西方國家究竟是怎樣將其高等教育模式引入到發展中國家的，外國高等教育的組織形式又是如何適應發展中國家的特定情境的，以及外國模式與本土傳統和文化發生了怎樣的衝突與融合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現有研究很少涉及、卻又很有必要弄清楚的問題。
在浙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原人文社科處)“人文社科強所計劃”的立項課題支持下，近年來我們組織力量從國際移植的角度對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變革及現代化問題開展了專題研究。我們廣泛選取了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巴西和加納等七個具有典型特征的國家作為研究案例，試圖由此來窺探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模式國際移植的整體情況。
可以說，本書中的七個案例各具特色。泰國是個比較特殊的案例。由於奉行“隨風倒”的實用主義的和靈活的政治策略，泰國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使國家保持了形式上的獨立。泰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發展受到了很多西方國家的影響，但卻是其“自我強加的”過程，體現了很強的“自主性”。例如，在宏觀的國家教育行政管理上，泰國借鑒了法國大區製的模式；在中觀的院校管理層麵上，泰國則是融合了英國、法國和美國高校的組織結構；在微觀的高校校內事務方麵，泰國又采取了北美的模式。泰國高等教育在國際移植和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體現出旗幟鮮明地將保存和傳承傳統文化與維護國家的主權作為高等教育的責任，以及對一切有益於本國學術事業發展的外來思想、觀念和經驗積極的借鑒、吸收和運用的特征。
越南也是個很具有典型意義的研究案例。雖然越南現代高等教育發端於20世紀初，曆史相對短暫，但其發展過程卻頗為複雜。越南在20世紀的大半時間內受到法國、美國和蘇聯三個大國勢力的介入，隨之也發生了劇烈的國家與社會變革。在此過程中，越南的高等教育也先後經曆了法國殖民之下殖民地高等教育機構的初創與發展、美國大學模式在越南南方的移植以及社會主義越南高等教育體製的蘇化這三個國際移植階段。其中，法屬時期殖民地大學的建立與發展是越南近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的發端，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後越南高等教育通過蘇聯化的改造形成了與西方體製迥異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係。這種高等教育的國際移植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越南近現代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