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活動雖然是以對文本的解釋為主要內容的，但是從更廣闊的背景來看，它亦是一種文化活動。表麵上看，詮釋活動是一種個人行為，但是實際上，詮釋活動並非隨心所欲的。每個詮釋者總是在複雜的關係網和具體條件中對意義進行確定的，總是打上了孕育作品和讀者的文化的烙印。從根本上說，詮釋不是讀者完全自由任意的行為，而是一種文化和意識形態行為。
詮釋限度的表現形式不是唯一正確性形成的規定性，而是可能性構成的一定範圍內的解釋的合理性。“傳統解釋學擔心，解釋一旦離開了作品的‘原意’這一本體論基點，解釋便會喪失衡量客觀性的標準或依據。”（金元浦：《文學解釋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頁。）我們主張的詮釋限度是一定範圍內的可能性，這樣一方麵離開了唯一正確的“原意”，另一方麵又堅持了詮釋的標準性和規定性。強調詮釋的可能性最終也必將指向可通約性和可交流性。詮釋的可能性與有效性是相通相連的，理解的可能性意味著對文本的理解是可以重複的，也即是可以傳達的。因為這種可能性不僅僅是對文本有效的，對理解的結果本身也應該是有效的（當然這種可傳達的程度會因時因人而異）。理解和詮釋是可能的意味著詮釋者具備了理解能力，這種能力與人的交流本能相關。理解和解釋說到底是不同主體之間（包括詮釋者之間以及讀者與詮釋者）的相互理解。所謂詮釋的有效性也就是它的被認可的特性，詮釋總是以其被廣泛認同為其目的的。詮釋的可能性就已經包含了它有效性的原因，詮釋的有效性是詮釋可能性的必然結果。盡管現代解構主義非常強調文本的非同一性、強調理解的差異性，甚至有論者提出了“反詮釋”的觀點。後現代主義的“反詮釋”的詮釋觀體現的是對詮釋的深度模式的反抗，他們拒絕對作品進行深刻的分析，因為在後現代主義看來分析和詮釋會將作品還原到抽象的層次，而使作品失掉了具體可感的形象性。但是，後現代主義卻也不得不借助理解和傳達的可能性宣揚著他們自己的具有破壞力的觀點。盡管他們一再解構文本，卻也還是通過文本傳達自己的思想見解。詮釋的可能性依然是不能被打破的，有效性依然是詮釋的內在要求。
第四節文本詮釋限度之構成
在對詮釋限度內涵進行說明之後，我們有必要對詮釋限度的具體構成要素進行分析。
一、文本語義關聯性
文本的語義意義是語言係統固有的，而語用意義是在語義意義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句子具有語義意義，同時具有潛在的語用意義。換句話說句子一旦在語境中使用，就成為話語，就產生了語用意義。
讀者（譯者）對文本的詮釋首先麵對的是文本，而詮釋學意義上的狹義文本即是語言性文本。
語言在詮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作者借助於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生活體驗和主觀精神，而讀者也是借助於語言來實現對文本之主觀精神的理解和詮釋。因此，文本的詮釋首先必須在語言學的維度上展開。從西方詮釋學的發展來看，文本詮釋的語義學維度也是首先被人們關注的。
文本的詮釋固然離不開作者的原初意圖，但卻不能簡單地將作者意圖與文本的含義等同起來，不能讓文本的含義完全依附於作者的意4，從而忽視文本自身的含義。因此，文本詮釋中的第一層次目標應該是把握“文本的含義”，或者說是把握文本的“字麵含義”。文本詮釋中的第一重限度應該是“語義關聯性”。在文本的詮釋中，譯者必須遵循“語義關聯性原則”，即是說，譯者對文本的詮釋必須是在文本劃定的語義範圍之內展開的，越出文本語義範圍的詮釋在認識論上是無效的詮釋。文本詮釋中的第一種方法就是“語義學方法”。文本的詮釋必須根據文本自身的語言背景，按照當時的語詞含義、語法規則、語用習慣等來進行。
例5Itwasaverydarknight。Thedayhadbeenunfavorable，andatthathourandplacetherewerefewpeoplestirring。Suchastherewere，hurriedquicklypast：verypossiblywithoutseeing，butcertainlywithoutnoticing，eitherthewoman，orthemanwhokeptherinview。（C。Dickens。OliverTwist）
譯文：這是一個星月無光的夜晚。整天天氣都很差，此時此地，已經沒有什麼人來來去去。即或有，也是行色匆匆快步走過，不管是對那個女的，還是牢牢盯住她的那個男人，很可能連看也沒看一眼，就是看見了也肯定沒有留意。
這裏“就是看見了”就是通過語境中語義的勾連串通來疏通上下文。
例6Theman，who，inoldage，canseehislifeinthisway，willnotsufferthefearofdeath，sincethethingshecaresforwillcontinue。Andif，withthedecayofvitality，wearinessincreases，thethoughtofrestwillnotbeunwelcome。Ishouldwishtodiewhilestillatwork，knowingthatotherswillcarryonwhatIcannolongerdo。（B。Russell。HowtoGrowOld）
譯文：上了年紀而能這樣看待生活的人就不會遭受怕死的痛苦，因為他所關注的事物將繼續下去。同時，如果精力衰退了，疲乏增加了，長眠的思想也並非是不可取的。我倒願意工作不息，死而後已，因為我知道別人會繼續我未竟的事業。
顯然，原文是用death，rest和die三個同義詞（rest是委婉語）的複現而形成同義關聯，來表明其討論的議題是死亡問題，從而使整個意群前後呼應連成一體。譯文吃透這種意群勾串中慣用的語詞關聯技法，恰當貼切地還原了語境。若將rest譯成“休息”必然使譯文似達而實不達，從而流於形式。
例7Makehimpayfortheline，hethought。Makehimpayforit．
Hecouldnotseethefishsjump—
Iftheboywashere—
Thelinewentoutandoutandoutbutitwasslowingnowandhewasmakingthefishearneachinchofit。（E。Hemingway。TheOldManandtheSea）
譯文：要叫它從釣絲上吃盡苦頭，他想。要叫它吃盡苦頭。
他看不見魚在跳——
要是那男孩在這兒——
釣絲在水裏滑下去，滑下去，滑下去，但是卻越來越慢，
他正讓魚在每一小段釣絲上都吃盡苦頭。
在這裏，原文首句的payfor和末句的earn形成近義關聯，譯文擇用同詞重譯，鮮活地再現了這一關聯特征，從而首尾呼應，完成語篇深層結構的語義連貫。
二、作者語境關聯性
如果說文本的詮釋首先麵對的是文本本身的話，那麼，文本背後的作者意圖則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第二個問題。實際上，任何詮釋者和詮釋學家都無法否認一個基本的事實，即文本與文本的作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原始的關係。文本的誕生因緣於作者的表達，它是作為作者的主觀意圖和主觀精神的載體而被創作出來的。我們對文本的詮釋實際上是讀者與作者之間展開的一種主體間的對話，它是一種人的精神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有效的詮釋應該是一種正視作者視閾的符合作者語境的詮釋。
根據Sperber＆Wilson，語境是存在於聽話者頭腦中的一係列假設，包括上下文、會話含義和百科知識，它不是在話語之前預先設定的，而是聽話者在理解的過程中不斷選擇的結果，是個動態的過程。很顯然，話語理解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對語境進行選擇和調整，直至找到最具關聯性的語境為止，才能正確理解說話人的意圖。比如一個很簡單的句子“Itiscoldhere”，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表達不同的言語行為。可以說明一個事實，指這裏的氣溫很低；也可以暗示某人關窗，因為這裏很冷；或者因為這裏很冷建議某人換一個地方；或者表示警告，不要把孩子單獨留在房間裏以免感冒；甚至還可以表示抱怨這裏令人不舒服的天氣。要正確理解該話語的含義，聽話者就要看說話時的情境，調用相關的知識進行推理，才能正確識別說話者的意圖。同樣，譯者在詮釋過程要對語境進行選取和確定，直到找到最具關聯性的語境。
文本已經脫離了其原初的語境，成為某種有待於建立新的語境關聯的詮釋對象。這就意味著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作者的個性化而成為一種一般性的語言對象，文本語言中蘊涵的作者個性化特征在文本的詮釋中也因此往往易於被遮蔽。詮釋者容易忽略語言的流動性造成的語義學和語言形式上的差異，從自身的語言學處境出發來詮釋文本，導致對文本語義的誤解。在不同類型的語言中，由於詮釋者忽略自身語言學處境和作者語言學處境之差異而造成的誤解並不少見。
例8Hewasdoingprettywell，whenonefinemorning，Mrs。Haydencamelookingforhim。（InMemoriam：RenaC。Hayden）
譯1：一天早晨，天氣晴朗，羅伯特也正幹得不錯，海頓夫人來到他家中進行家訪。（張順生譯）
譯2：他幹得不錯，不想一個晴朗的早晨，海頓夫人來找他了。（孫致禮譯）
譯1把該句的句法結構理解錯了，原文的“羅伯特幹得不錯”不是指那天“早晨”而是指那段時間，而且“家訪”一詞帶有明顯的中國文化色彩，一般是老師到學生家裏走訪。因此，譯文缺乏關聯性語境融合。譯2準確地詮釋出了原文的語境。
三、譯者語境關聯性
伽達默爾非常注重文本的詮釋與讀者（譯者）自身語境之間的必要關聯，他指出：
對既有本文的內部結構及其連貫性做一點描述，僅僅重複一下作者說過的話等，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解。人們必須使作者的說法重新回到生活中去，而為此，他們又必須熟悉本文談及的那些現象。當然，為了理解作者在其本文中究竟打算說些什麼，人們必須掌握諸如語法規則、風格手法和作文藝術等構成本文的基礎的東西。但是，在一切理解中，最主要的問題還是本文的敘述與我們對於有爭議的現實的理解之間的意義關係。（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薛華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6－87頁。）
文本的詮釋不僅不應該排除譯者自身的語境，相反它應該建立在對自身語境的合理反思的基礎上。“研討某個流傳物的解釋者就是試圖把這種流傳物應用於自身……為了理解這種東西，他一定不能無視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處的具體的詮釋學境況。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話，他必須把本文與這種境況聯係起來。”（同上，第416－417頁。）所以，唯其如此，文本的詮釋才可能促成作者視界和譯者視界的富於建設性的融合。
文本詮釋中受到讀者語境的製約，但絕不意味著在文本的詮釋中允許譯者主觀性和個性的隨意肆虐，絕不意味著允許譯者成為文本的頤指氣使的主宰者，恰恰相反，它是以對文本含義和作者主觀精神的尊重為前提的。
在文本詮釋與譯者語境的關聯中，譯者對自身語境的自我反思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對譯者語境的詮釋學反思有助於對讀者的“前見”進行必要的甄別和限定。“前見”固然是理解和詮釋的必要條件，在文本的詮釋過程中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在文本的詮釋中並非任何“前見”都是具有建設性的，或者說並非任何“前見”都是有助於達到對文本的合理詮釋的。即便是伽達默爾本人，也曾經提出有兩種不等值的“前見”：使理解得以實現的“真前見”和導致誤解產生的“假前見”（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薛華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83頁。）。對譯者自身語境的反思，就是要自覺地對這兩種“前見”作出必要的甄別，盡可能地阻止具有破壞性的“假前見”滲透到文本的詮釋過程中，避免誤解的發生。哈貝馬斯的“批判詮釋學”強調了文本詮釋中的意識形態批判，但是他做得並不徹底，因為他的意識形態批判僅僅指向作為詮釋對象的文本，而沒有同時指向作為詮釋主體的詮釋者自身。實際上，任何文本的詮釋者都是在一定的意識形態熏陶下獲得自己的視界的，因此很容易把既有的意識形態理論作為絕對的真理繼承下來，並以之為出發點去詮釋文本，造成對文本的某種誤解。同時，個人的生活經曆和生活體驗也有可能對讀者的視界產生一定的消極性影響，導致私人性偏見的形成。文本詮釋過程中譯者對文本所做的提問，不是漫無邊際式的提問和信口開河式的提問，而是擔負著在文本的一般含義和譯者特殊的詮釋學情境之間架設橋梁與通道的重任的提問。因此，這種提問必須建立在對譯者自身語境的深刻反思的基礎上，而不能像一般詮釋學設想的那樣使提問者抹去自己的視界投入到真空之中。缺乏對自身語境的深刻反思，譯者對文本的詮釋最多隻能達到對文本含義的理解或作者主觀精神的回溯，而很難真正實現與作者的思維性溝通，也很難拓新文本的創生性意義。
20世紀70年代的“紅學”研究，《紅樓夢》乃是一個政治文本，這也正是當時將一切問題政治化的流弊對學術領域的侵蝕。這種政治詮釋，以及其他的如道德詮釋之類，都是將文學本文視為非文學的東西，沒有把文本作為一種文學性的言說來聆聽，以詮釋者的先入之見壓製了文本的言說，這是不符合對話精神的。
例9“。。。AndifWestonhadaskedmetorecommendhimawife，IshouldcertainlyhavenamedMissTaylor。”
“Thankyou。TherewillbeverylittlemeritinmakingagoodwifetosuchamanasMr。Weston。”
“Why，toownthetruth，Iamafraidyouareratherthrownaway，andthatwitheverydispositiontobear，therewillbenothingtobeborne。Wewillnotdespair，however。Westonmaygrowcrossfromthewantonnessofcomfort，orhissonmayplaguehim。”
“Ihopenotthat。—Itisnotlikely。No，Mr。Knightley，donotforetellvexationfromthatquarter。”
“NotI，indeed。Ionlynamepossibilities。IdonotpretendtoEmmasgeniusforforetellingandguessing。”（Emma。ChapterV）
譯文：“……當初如果韋斯頓問我誰做他的太太最合適，我一定會說泰勒小姐。”
“謝謝你。給韋斯頓先生這種人撮合一位百依百順的太太可沒有意思。”
“說真的，我擔心你很不上算，事事順著人家，人家就不會順著你。不過，我們也不必太絕望，韋斯頓也會樂極生悲，他兒子也會使他苦惱。”
“我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事，不可能。得了吧，奈特利先生，你別給別人預測大災大禍了。”
“我倒沒有這麼做，隻是說有這種可能性。我不比愛瑪，能未卜先知，預測未來。”（《愛瑪》張經浩譯）
例9選自簡·奧斯丁小說《愛瑪》。簡·奧斯丁小說風格獨特，常以細微處見精神。這段對話是在奈特利先生和泰勒小姐之間進行的，前者對後者成為一個賢淑的妻子的美德讚賞有加。譯者對“making”一詞的前理解阻礙了他對整段對話的理解，其翻譯結果也令譯文讀者頗為費解。本例中，“making”一詞意為“toturnouttobeorhavetheessentialqualitiesof”，這是泰勒小姐自謙的話，韋斯頓先生本人細心周到，給他做個賢惠的太太算不上什麼優點；而且，泰勒小姐又怎會自己說出“給韋斯頓先生這種人撮合一位百依百順的太太可沒有意思”的話呢？由這個前理解出發，譯者對兩人之間對話的理解產生了誤解。文中的“thrownaway”更接近於“白費”，而不是“不上算”，因為泰勒小姐具備成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所有美德，偏偏韋斯頓先生非常溫柔體貼，因此，泰勒小姐準備好了忍受一切，卻沒什麼好忍耐。譯者在與文本進行對話的過程中，對“quarter”、“possibilities”兩處的理解也受到了其前理解的限製，前者指人、指物均可，後者的複數形式則被譯者無情地忽略了。
文本詮釋是譯者對文學作品的二度創作，文本的意義和價值的實現離不開譯者的詮釋。但是，文本詮釋中的主體並不是處於絕對的自由之中，他受到了諸多因素的製約。詮釋主體一方麵是作為個體詮釋者，另一方麵也是“解釋共同體”中的一員，要考慮到主體間性的製約。同時，詮釋活動畢竟是對文本的詮釋，文本以及文本的創造者是詮釋的起點和基礎，也是詮釋的依據。所以，詮釋者並不是淩駕於文本之上的。從詮釋者角度看，詮釋者在詮釋活動中豐富了自身，提升了自己的詮釋經驗和審美經驗。詮釋活動不僅使得文本的可能性充分展開，也使得詮釋者的可能性得以充分展開。
總之，文本詮釋的限度是一個相對推進的過程。“作者—文本—讀者”三者共同推進文本的詮釋限度，但是這種限度在一定的曆史演進中變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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