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思想姿態來源於作者的生存體驗和對世界的基本認識，也借助於敘事技巧及其敘事元素得以表達。在許多情況下，形式不僅是思想的外殼，而且其本身就是思想。這兩部小說人物形象雖然活動在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時空中，但是在表達上卻采用了相同的敘事形式。首先，這兩部小說描摹了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現實，探討了知識分子生存或者死亡的時代命題，從主人公的求索路線來看，卻是20世紀初啟蒙文學文本的“飛了一圈又回來的”啟蒙失敗故事的重複。魯迅在《狂人日記》和《在酒樓上》等許多小說中都設置了啟蒙者的行為路徑。20世紀初接受了啟蒙理念的知識分子滿懷激情地參與社會的改造，其結果卻以失敗而告終。而閻真的這兩部小說與中國現代經典的啟蒙文本的故事結構異常相似。高力偉最後選擇了回國，而池大為又回到了父親的墳前來回憶自己多年來走過的人生之路。處世涉事時，兩位主人公都吃盡苦頭，四處碰壁，但是他們都是以自己的智慧和忍耐贏得了世界，獲得了成功。從故事的表層來看，這兩部作品都是知識分子成功戰勝困難完成身份轉換的故事，現實社會將他們鑄造成有力的實踐者，高力偉不僅完成了五萬加元的加拿大之行的目標，而且適應了加拿大的殘酷生存規則，勝任了體力勞動者的工作，以孟浪的筆名不斷地刊出文章，最後以主動的姿態退回到國內；池大為經曆了幾番曲折後，重新調整了自己對世界的態度，重構了自己的社會角色，不僅融入了官場社會，並且如魚得水，最後戰勝了所有的政敵，替代馬廳長成為衛生廳的一把手。但是，作者不是介紹成功經驗，而是深深眷念成功背後日漸遠離的理想信念，在越來越適應生存規則的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日漸退出社會責任的承擔。從世俗眼光看，他們的轉換是成功的，但在精神價值領域則是一個逐步頹敗的過程。高力偉下定決心回國告別他在加拿大的求生經曆，意味著新一代知識分子西方夢的破滅，而池大為的升官記也是一部良知泯滅記。作者正是有意地把兩人的物質豐富過程、社會地位抬升過程和精神潰敗聯係在一起，甚至把精神消隱道德淪落的原因指向物質的逐漸豐富，形成表層現實和深層心理反向的驅動。來做鋪墊顯得突兀。知識分子一旦掌握生存的遊戲規則，就有可能在現實中獲得成功。這種敘述邏輯也並非完全無懈可擊，但是從敘事語氣來看，似乎這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的生存規律，這種敘事上的生硬轉折正表明了作者迫切想要表達他自己的理念，強烈的理性色彩替代了必要的敘事規律。
其次，為了在故事中順利地引入思索和展開對事實的闡釋，這兩部小說都是以主人公為第一人稱。運用第一人稱首先增強了敘事的真實感，麵對一般讀者所無法接觸的陌生領域，《曾在天涯》在大洋彼岸，而《滄浪之水》則有著鮮為人知的官場隱秘，第一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敘述則以虛擬的親曆口吻增強了解釋事實的權威性。第一人稱的敘事雖然受製於活動空間，但是可以自由出入心理空間，由於作者要借助於廣袤的曆史時空和深邃的心理空間建構精神領域，反觀以主人公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現實，采用第一人稱可以在不同時空進行價值定位和傳遞聲音。如前所述，作者憑借自己的人生體驗，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消解了拯世信心，但是他們卻無法完全放棄其作為人的自覺意識和尊嚴人格的保護心理。因此，對個體心靈的發掘就顯得尤其重要，體現完整的、豐富的人生在外在空間相對局促的情況下，內心世界發出的聲音就能夠構建起作者的話語權威，對知識者的反思才可以獲得最大可能的延展。為了顯示生存對於精神的逼迫，小說經常對麵臨生存困境的主人公進行精神的拷問，從而造成生存問題和精神魂靈的兩難境地。與第一人稱敘事方式相適應，這兩部小說設置了大段心理剖析。個體在承受了難以承受的生存困境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之後，容易感到生命變得異常渺小。對於已經接受的啟蒙理念、確立的人格尊嚴和人性價值的現代知識分子，在體驗到生命的困境和存在的痛苦時總是禁不住追問：自身存在的意義和自身的行為價值究竟在哪裏?他們慣於在苦難和荒誕中思考終極命題，以切實的生存體驗對形而上的存在問題的切近追問，讓活生生的血肉與靈魂直接溝通和交流，在整個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命題上，這兩部小說是如此的迫近和親近。知識分子不隻是以社會導師的姿態進行啟蒙價值的宣揚，更重要的是以近身肉搏的方式直麵社會，因為，無論高力偉還是池大為，都無法躲在書齋中進行完全脫離現實的玄思，而隻能以知識者的身份進行平凡的生存體驗。最後，為了表明生存現實是主人公無法規避的選擇，這兩部小說在生存現實中設置了逼仄局促的空間，而在思維領域裏設置了廣袤的時空。麵對不同的題材和不同的活動領域，小說以深刻的體驗和細膩的筆法描摹了知識分子局促的生存空間。高力偉在加拿大三年，居住空間窄小，生活設施簡陋，多次搬遷，沒有自己獨立的生活空間，廚房、衛生間都是與人共用，不經意間就會尷尬地撞上他人隱私。狹窄的生活空間也造成了心情壓抑，迫使他經常出門透氣。池大為在進入官場圈子之前，也是憋屈在集體宿舍裏，直至生了孩子還是三代四人同處一室。不僅如此，在單位裏，除了思想，連言論自由都被剝奪了，他在單位裏的不平之氣令他調換崗位，頗受冷落，遭受各方白眼。。在具體環境中感受到的壓抑、鬱悶和焦躁，與整個20世紀有著啟蒙意識和強烈人性自由的啟蒙敘事完全一致。魯迅以“鐵屋子”的形象譬喻在新世紀來臨之際，現代知識分子深刻地體察到人性的困頓和精神的痛苦，《曾在天涯》和《滄浪之水》也是在新的時代境遇中的“鐵屋子”裏發出的呐喊。
生存環境的狹窄和壓抑促使他們不斷地跑到屋子外麵透氣，被嚴格限製和框定的日常生活空間使他們感受到抑鬱和壓迫，逃離的願望尤其迫切，隻有身處大自然中，在無可遮擋的天地之間，他們才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感受到精神的自由，也才能超越生存現實產生遐想和遙感。高力偉在草坪上感受到時間的渺茫，在港口想象阿Q在太陽底下捉虱子的場景，在路上感受楓葉的命運和歸宿，在墓地裏感受生命的虛妄和抗爭的無力，在心靈上與偉人對話體會生命的意義……而《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也有著同樣的人生經曆，他在大街上行走的時候想象著古代的大人先生們在為活著尋找依據；思考理想的遙遠和為人信念的喪失；在大葉山的雲峰寺審視人類終極意義與現實生存間關係的處理，考慮放棄知識分子的責任承擔；洞透官場原則，在心理上斃掉自己；在城市的夜晚意識到自己隻是時代的唐吉訶德；體會到宗教對於生命的深層意義；在父親的墳墓前反思自己對理想和信念的背叛……開闊的宇宙空間和無可阻擋的時間流逝激發了有限的生命個體對無限的生命意義的叩問，獲得了超越時空的精神境界，與庸常的生命形態的鬱悶和緊蹙形成了巨大的審美張力。如果說《曾在天涯》中的高力偉在半夢半醒中跨出國門，在殘酷的生存壓力下無可回避地審視中國新時期後的命運和人生抉擇的話，那麼，《滄浪之水》則以更清醒的姿態反省知識分子的價值信念所麵對的生存考驗。世紀之交，覺醒是知識分子自身的現實狀況，而不是他們的時代任務。20世紀初啟蒙者啟蒙他人的行為受到質疑和反思，當代知識分子首先麵對啟蒙理念根基的堅守問題。啟蒙者經曆了一個世紀的努力後，喚醒了較為清醒的另一批人加入到啟蒙者的行列，在生存現實迫近時，知識分子首先要學會自救，才能被社會認同，承擔起啟蒙他者的責任，20世紀的文學啟蒙母題在世紀末的生存體驗下轉變為對啟蒙者的生存狀態和思想狀況的考察。“如果人不應該在生命的簡單維持中垮掉，那麼，看來最根本的一點在於他必須麵對虛無。文學作品中，原來無可置疑地承擔啟蒙責任的知識分子不再是真理在握，信心百倍，而是充滿了疑惑和困頓，矛盾和痛苦。而信念的喪失也導致了靈魂的不安分，無論是在哪裏，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流浪意識更加強烈，兩部小說的結尾都以逃離現場的方式進入了冥想中，把無法得到的答案留給了讀者，卻無法提供擺脫困境的有效途徑，這是作者的無奈，也是當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真實狀態。小結劉心武、韓少功和閻真三位作家分別代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三種啟蒙話語模式，體現了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文化環境中不同的知識背景，不同的價值觀念以及對啟蒙精神的不同體認。這些不同的話語模式既衍射著中國文化的精神變遷，又影響著當代中國民眾對啟蒙價值理念的認知。劉心武出生於40年代，他可以說是伴隨著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這一代人處於濃厚的政治語境中，深受紅色革命傳統教育影響，親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觀念的變遷，有著豐富的新中國曆史的體驗。新時期開始，他們憑著鮮亮的紅色記憶反思中國當代曆史，以自覺歸依於體製的知識分子身份來呼喚人性，顯然，這種啟蒙訴求的限度在呼喚啟蒙初始早被設定，此時的啟蒙價值理念和人性自由必須以從屬於政治體製為界限，這也是中國傳統文人載道觀念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