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批判時期新時期文學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革同步進行，萌蘖於集中政治權力意誌的反思和重構。20世紀80年代，基於“文革”的慘痛記憶，以現代理性原則為主導，凝聚了科學理性與人本理性的雙重理想，通過對當代曆史、黨史和革命史的強勁反思，形成了以“自省和批判”為特征的激越壯觀的思想解放運動，啟蒙精神借此得以複興。當代文學以超前的姿態和飽滿的激情回應了政治解禁後中國社會的時代脈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主流話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知識精英的人文憧憬交融，“四個現代化”的國家建設目標、社會改革願望與知識分子推動社會進步的啟蒙情懷彙合，時代精神與個體信念的重新整合，成就了一段充滿想象力和感召力的“激情歲月”。此時，政治意識形態借助文學對極左路線的撥亂反正，大力掃除陳腐觀念和教條束縛，啟蒙思想被賦予巨大的曆史價值，由此而展開的話語實踐得到了廣泛響應。在極度振奮的社會語境中，激情澎湃的人們一方麵倡導科學精神，通過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有力批判了“文革”中個人意誌和非理性專斷橫行；另一方麵呼喚人的自由與解放，重新辨析和探討人道主義、異化等哲學命題，衝破各種思想禁區，甚至提出以人道主義為基礎重新建構處於政治意識形態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新一輪的啟蒙思潮在這時期開始蹣跚起步，雖然有些猶疑和遮掩，畢竟表達了掙脫思想禁錮和獲得個體權利的強烈要求。立足於當下社會文化語境，獲得“啟蒙”後的我們可以批評甚至指責當時的啟蒙表達多麼不徹底，當時的反思多麼淺顯，然而，不可否認，正是有了當年激情湧動的開始，才使新時期啟蒙思潮得以蓬勃、深入乃至於更深入的對啟蒙價值的警惕或再反思。。啟蒙話語實踐肇始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反思，落實於社會道德的重構，再達到啟迪人心的目的，這既是啟蒙運動的普遍路徑，也為連接五四啟蒙資源提供了可能。無論是源發的歐洲啟蒙運動，還是20世紀初“舶來”啟蒙思想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都難以擺脫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牽扯。啟蒙話語在新時期文學中的複活，顯示了當代文學承荷曆史重擔的傳統，它自覺地將自身嵌入體製和規範中，應和著政治巨變，展開了新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無疑，這對正處於“憂內患外”的中國曆史語境極具誘惑力，也是公共價值理所當然地優先於私人價值的社會境遇必然做出的選擇。
“同時證明權力與服從的合法性，這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旨。20世紀70年代末自上而下的中國當代政治變動，要求民眾再度確立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信心，認可政府權力機製。因此，從體製內部開始，發動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這場被認為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擺脫了不少因政治禁錮而衍生的思想束縛，人的命題再度成為反思和檢討的核心。(一)政治認同下的啟蒙話語初現在民族利益的驅動下和文以載道傳統觀念的延續中，20世紀中國文學經由強大權力集團的整合和規範，裝載了沉甸甸的政治意識形態。建國後三十年文藝發展是政治束縛累加和強化的過程，雖然其間也有反彈、存在異質和縫隙，但是共產黨文藝政策的實施和體製的建製卻是連續和統一的。文藝創作的單調、狹隘與新中國成立後的文藝政策直接領導、幹預和規定文藝緊密相關，體製幾乎成了製約文學生產力的首要原因。新時期文學的啟蒙與政治的反思在反對僵化體製上達成了共識。。政治、哲學、文學麵臨著掃除曆史陰霾的共同使命。曆史前提決定了啟蒙者立場和啟蒙話語的實踐方式。20世紀前半葉的啟蒙話語著力於傳統文化的批判，啟蒙話語的言說訴諸國民靈魂的拯救。新時期初的啟蒙話語借政治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參與建構和認可新的政治權力而確證政治的合法性。由此，這是一個立場重於內涵的時代。新時期初的文學中，啟蒙話語的態度是激烈的，內容也是繁雜的。政治變革的強烈要求直接源於禁錮森嚴的社會環境和極度強化政治權威留給人們的沉痛曆史記憶，獲得基本政治權力成為人性解放的第一步。新時期文化思潮的湧動以“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命名將它與五四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同時並舉，既獲得了與20世紀啟蒙精神脈絡連接的可能，又顯示了啟蒙話語的言說很難脫離當代社會的政治語境，本身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特征。《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一文的刊出、“朦朧詩”的討論、《文藝報》複刊，這些事件都在努力為文藝創作提供全新的曆史境遇，拓展文藝發展的新的社會文化空間。新時期文學創作試圖擺脫政治上的從屬地位，對人進行重新定位，但是又輕易地把責任推諉為政治路線的鬥爭。“林彪、‘四人幫’那條極左路線給我們國家造成的破壞，歸根到底是對於人的破壞--對於人的精神和肉體，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條件，對於人的成長和人的幸福的破壞，所謂的‘內傷’，又是最難愈合的。而文學是為了人和描寫人的，這種破壞就不能不使我國文學遭到損傷。這段得到廣泛認同的表達說明，政治借助文學超越現實的力量獲得對政治權威的淨化和洗滌發揮了社會效用，但文學的思維方式、創作模式和言說習慣還是很難擺脫建國後固定下來的“窠臼”。重新評估政治曆史事件、總結社會主義發展的曆史教訓乃至政策路線及具體的黨員形象探討都成為文學創作的直接源泉。文學依托政治變革擴展自身的社會影響力。
在政治深層作用於社會心理的文化環境中，關涉到政治的話語最易觸及民眾的敏感神經，最易引起人們最直接、最廣泛的共鳴。新時期文學的啟蒙精神萌生於政治體製的變革，在反思政治上的極左路線的過程中開始對人性和人道的強調和確認，這為新時期啟蒙思潮總是與世俗社會的現實層麵存在諸多難以厘清的糾葛埋下了伏筆。政治和哲學等抽象的理念借助於文學的感性色彩獲得社會心理最大限度上的認同，文學通過形象演繹的啟蒙話語實踐催生了新的政治環境，政治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短暫地得以“合謀”共生。正如《今天》創刊號倡導的，“這一時代本須確立每個人生應有的意義，並進一步加深人們對自由精神的理解。我們文明古國的現代更新，也必須重新確立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們的文學藝術，則必須反映出這一課題的本質來”。複興民族精神和張揚主體精神被視為文藝的不可推卸的時代責任。政治宏大敘事仍然是主導的創作模式，作家們把自己看成時代信念和理想的代言人，是國家、民族、人民和體製的忠誠捍衛者，個人命運的變遷、個人情感的傾吐都是與時代精神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重在揭露傷痛的“傷痕文學”、立足於曆史反省的“反思文學”，在塑造形象時，在情節展開時都融入了大量的哲理思考，是非判斷、邏輯推理等科學、理性思辨方式，仍然主導著作家和文藝評論家的思維，抑製了他們對文學藝術本體的追求。“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意義上講，知識精英在轉型之際抒發政治激情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此時的文學作品大多傾力於呼喚在黨和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的新政治英雄，文學作品中不約而同地充滿了慷慨激昂的政治聲討。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運動成為新時期初文學作品中的主要題材，成為新時期作家急切要解脫的政治無意識的心結，似乎不從體製和政治上認可人性的價值，述說人存在的合法性，就無法談文學。很明顯，這呼聲的潛在話語就是文學的意義最終要由政治來鑒定或裁決。《丹心譜》、《於無聲處》等反響強烈的作品著力於對政治路線的批判、對政治人物的批判、對政治思想的批判，暗含著確立新的政治文化模式的訴求，蘊涵著對政治合法性的認可和仰慕。政治上的轉變成為決定人的命運的關鍵。這種典型的敘事模式幾乎成為這一時期集體無意識的直接表達。《芙蓉鎮》中最後能結束胡玉音和秦書田悲慘遭遇的是“文革”的結束、冤案的平反。《如歌的行板》中最後給“我”與蕭鈴的長相思畫上休止符的是“新樂章序曲的開始”，“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種種激蕩文壇思潮的命名都可以明顯地使人們感受到政治乃至政策的印跡。政治上的巨變帶來了人生命運的重大變化，也帶來了人生思考的重大轉折，主體的表達、個性的張揚在政治激情湧動中不斷地被提出，引發人們痛心而深沉的思考，但同時又在各種預設的美好理想和給定的政治出路中被淹沒、被淡化。(二)體製限度與人性解放新時期初的文學啟蒙話語實踐艱難掙紮著，想要突破各種思想重軛，但又不得不在特定的曆史語境中探討人性解放標準的限度和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