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孟施舍的養勇，朱熹說他是“以不懼為主”，所以他不問外在對手如何，隻肯定自己內在的精神意誌之存在。他不怕對手，不怕失敗，把失敗看得和勝利一樣。他與北宮黝相比，可以免除“外在的獨強形勢必不能長久維持”的危機。所以，孟子說他所守比北宮黝更切要近理。但“不懼”，不怕失敗，不怕對手，仍然是一個與外界對立的心，而不是人與人、人與天地萬物相通的心——人的本心，其內心深處仍必有一分勉強、孤淒、或者悲壯之情。
聖人的不動心的大勇，曾子聽孔子說是：“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極力讚揚曾子的“守約”精神。牟宗三先生說：“大抵‘守約’二字可以代表曾子精神。”所以，曾子“三省”即守約之表現（《心體與性體上》）。“守約”就是“慎獨”的精神。看出曾子是孔門弟子中道德意識最強的一位。
原文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誌，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誌，無暴其氣。’”
“既曰：‘誌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誌，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誌壹則動氣，氣壹則動誌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譯文
公孫醜說：“我大膽地問一句：老師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有何不同，能講給我聽聽嗎？”
孟子說：“告子曾講過：‘假如不能在言語上得到勝利，就不要求助於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勝利，就不要求助於意氣。’我認為不能在思想上得到勝利，就不要求助於意氣，可以。不能在言語上得到勝利，就不去求助於思想，不可以。因為意誌是意氣感情的統帥，意氣感情充貫人體，意誌到哪裏，意氣感情也就在那裏表現出來。所以我說：‘堅定自己的意誌，不要濫用自己的意氣感情。’”
公孫醜又問：“您既然說‘意誌到哪裏，意氣感情也就在那裏表現出來’，但是您又說‘堅定自己的意誌，不要濫用自己的意氣感情’，這是什麼道理呢？”
孟子說：“意誌專一，就會觸動意氣感情；意氣感情凝聚起來，也會觸動意誌。誌本氣末，本大氣也不小。譬如跌倒和奔跑，這是在意誌指使下，氣的一種活動；而這些活動，也要反過來造成心的浮動。”
解讀
上麵討論了北宮黝和孟施舍的不動心之道，接著公孫醜又問孟子和告子的不動心有何不同。
孟子說，告子的不動心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一般人如果對描述事象的語言不了解，都要反求於心，就是一定要執著地求其了解。而告子則主張“勿求於心”，從而使心有所不安；“不得於心”，就把這個心收起來，不要動“氣”。一動“氣”，這個心將不可收拾，人就很難控製了。告子的不動心，正如朱熹所說，是“固守其心”，不受其他因素影響，也不影響其他。
告子在《告子章句上》，與孟子關於心性有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他主張“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性無所謂善與不善，不承認人有向善的本心。他的不動心，隻是隨順自然，無可無不可，心也無所謂動不動了。孟子認為告子的“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還可以（但有不足），但“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錯誤的。對描述事象的語言不了解本來是個損失，而你又“勿求於心”，不執著地求其了解，這樣豈不是一無所得了嗎？那怎麼可能呢？孟子認為：歸根到底，“誌”是“心”之所之，是“氣”的統帥。而氣是充貫人體的，是“誌”的仆役。人固然應該敬守其誌，但也不能不培養其氣。“誌壹則動氣，氣壹則動誌”，所以要“持其誌，無暴其氣”。
總之，告子的不動心是消極的，預防性的；孟子的不動心是積極的，通過敬守其誌，培養其浩然之氣，使自己不動心。
原文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嚐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譯文
公孫醜又問：“我大膽地問一問，和告子相比老師您長於哪一方麵？”
孟子說：“我善於分析別人的言辭，我善於培養我的浩然之氣。”
公孫醜問：“請問什麼是浩然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