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在這裏是作為《孟子》七篇第一篇的篇名。《孟子》的篇名和《論語》一樣，是摘取每篇開頭的幾個重要字眼來命名的，並沒有特別的意義。“章句”兩個字，是漢代經學家、訓詁家所常用的字眼，作為訓解古書的題名。《孟子》一書共七篇，後漢趙岐著《孟子章句》，他把每篇分為上下兩卷，所以這裏題為“章句上”。
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譯文
孟子去謁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先生啊！您不遠千裏而來，會給我們魏國謀得很多利益吧？”
孟子回答說：“大王您為什麼一定要講利呢？隻要講仁義就行了。大王您說：‘怎樣才有利於我的國家？’大夫說：‘怎樣才有利於我的封邑？’士人和百姓說：‘怎樣才有利於我自己？’這樣，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國家就危險了。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裏，作亂殺死國君的，一定是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裏，作亂殺死國君的，一定是擁有百輛兵車的大夫。按說，在萬輛兵車的國家裏，大夫擁有一千輛兵車；在千輛兵車的國家裏，大夫擁有一百輛兵車，家業也不算少了。假若不考慮公義而把私利放在最前麵，結果是不把國君的家產全部奪為己有，就永遠不會滿足。所以，我主張要講仁義。從來沒有講‘仁’的人遺棄其父母的，從來沒有講‘義’的人不尊重其國君的。大王您隻要講仁義就行了，何必一定要進利呢”
解讀
孟子於公元前320年從騰國到了魏國，當時已經近70歲了。第二年粱惠王病逝，其子襄王即位，因見襄王不像個國君，他又離開魏國回到齊國。以下6章是孟子和梁惠王、襄王的談話。
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與梁惠王同時，正是篡奪兼並、戰火連年不斷的苦難時代。此前，韓、趙、魏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齊晉霸業尊王的傳統價值觀已行不通了，列國不再維護大一統，而走向“交征利”的戰國時代。當時，不論國家、個人，一切活動都落腳在現實功利的衡量上。所以，整個時代是屬於兵家、縱橫家與遊士俠客大行其道的時代。孟子立身斯世，對抗時代狂潮，旨在宣傳儒家的仁義思想，重建價值觀念，試圖扭轉整個時代的風氣。所以，他對梁惠王開宗明義即強調義利之別，把功利實效引向仁義價值，把軍國霸道引向仁政王道。這也是為什麼要把這一章安排在全書之首的原因所在。
這種以功利作為衡量價值標準的時代風氣，在孟子會見梁惠王時就被梁惠王一語道破。他說：“老先生啊！您不遠千裏而來，會給我們魏國謀得很多利益吧？”梁惠王的想法代表了整個時代的價值觀，所以孟子對梁惠王的問話並不感到奇怪，立即回答說：“大王您為什麼一定要講利呢？隻要講仁義就行了。”接著孟子就為梁惠王分析了隻講利的危害及嚴重後果：隻講利，人我之間就會形成利害關係的衝突與對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並不是危言聳聽，曆史事實證明了這話的正確性：“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以，治國不能言利而當講仁義，仁心發用，就不會有人遺棄他的親人；相信道義，就不會有人不敬重君王；隻有講仁義，才能上下相安。
孟子大聲宣稱：“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一呼聲，代表了時代的良知，也表明他把握住了曆史前進的方向盤。
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雲：‘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扈鹿攸伏，扈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譯文
孟子去謁見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邊上，看著大雁和麋鹿說：“賢德的人也喜歡這種快樂嗎？”
孟子回答說：“真正是賢德的人，才能喜歡這種快樂；不是賢德的人，即使有這種快樂，也無法享受。比如《詩經》上說：‘靈台要動工，測量又經營。百姓來參與，很快就建成。王說莫急躁，為君有親情。文王在靈囿，母鹿也安閑。母鹿肥又壯，白鶴羽毛鮮。文王在靈沼，滿池魚兒歡。’文王用百姓的力量來興建高台池沼，而百姓非常高興，把這個台叫靈台，把那個池沼叫靈沼。他們高興那裏有麋鹿魚鱉。古代的國君能與民同樂，所以自己才能歡樂，而夏桀則與文王相反。《尚書·湯誓》記百姓怨恨夏桀說：‘太陽啊，你什麼時候才消滅呢？我情願和你一起滅亡！’百姓情願和夏桀一起滅亡，即使有台池鳥獸，他一個人能夠獨自享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