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機出現之後，西方社會開始進入工業社會，到20世紀初已處於鼎盛時期。在英美工業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機械論世界觀，組織也被比喻為一台機器。設計組織結構的目的是為了使組織可以通過標準化和集權化方式盡可能有效率地運轉。根據韋伯的觀點，在工業社會中，科層製不可避免地要擴大，因為科層製是社會理性化的一個核心內容。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為了處理日趨複雜的事務，有必要發揮控製與管理的係統。科層製的出現是對這些需求的理性化和高效率的反應。用機器比喻組織，就是形容一個高度科層化的組織，組織中的行為主要靠規則和政策來控製，組織中各層級各崗位的責任的邊界都有非常清晰的界定。而且，英美社會崇尚以原子式個人主義為理論基石的自由主義，把這些人類原子連接起來的紐帶是開明的自利，是以協議和契約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其核心是理性和經濟的計算。人們依據明確的目標而不是傳統的信念和習俗做出理性的決策。組織是依靠獨立自主的個人之間的協議和契約得以建立的，組織中的管理和監控以契約為基礎。組織成員在組織內的任務與其組織外的生活是分隔開的。
20世紀是經濟和技術空前發展的時期。信息交換及其成本控製對經濟、技術的發展至關重要。於是，科層製這種為經濟、技術發展服務的組織機製被精密地設計為信息處理機製，需要相當數量的管理者。這些管理者的貢獻在於指導和協調其他組織成員的生產性貢獻。隨著對這類管理者需求的增長，迫切需要尋找各種方法來識別那些有潛力的管理者，來作為其他組織成員的領導者。這樣，英美學界對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就集中在對各種管理角色的深入分析研究上。那時的領導研究者一般都沒有在領導和管理的角色上進行區分：在某一正式管理職位上的人一般都被認為承擔了領導角色；領導和管理可能代表不同類型的角色和行為在當時完全是個新觀念。效領導的標準一般是：科層製組織中的管理者能夠製訂適當的計劃和預算，有效地組織物質資源、資本、組織成員的技能、原材料和技術等展開工作，達到計劃要求，在計劃執行過程中有效監控其進程和結果，及時解決各種問題，最終高效率地完成預定的組織目標。
與20世紀初至20世紀80年代經濟社會狀況相呼應，這段時期英美學界先後形成了特質理論、風格(行為)理論和權變(情境)理論三大主流傳統理論流派，每一種領導理論流派都曾在某一特定時期成為主流。這三大傳統領導理論流派的興衰與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經濟管理理論的演變是相吻合的。20世紀80年代之前，西方經濟管理理論各學派的形成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的古典學派，以泰勒等人倡導的科學管理為代表，強調正式組織；第二階段是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的“人際關係”——“行為科學”的理論，認為工人是社會人，必須從社會、心理方麵來鼓勵工人提交勞動生產率，除了“正式組織”外，還有“非正式組織”，它同正式組織相互依存，對生產率的提高有很大影響；第三階段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一些學派，主要有：社會係統學派、決策理論學派、係統管理學派、經驗主義學派、權變理論學派和管理科學學派等。
（一）領導特質理論
無論是東西方，於傳統觀念中，領導是由一個全能的人或一群精英主導的，他(他們)命令或操縱其他人為實現某一目標采取行動。社會或組織的其他人總是依從這些精英領導者的指示，不能公開置疑他們的指示；之所以執行他們的命令，在很大程度上要麼是因為恐懼不執行命令可能帶來的不利後果，要麼是出於對領導者的尊重，或者兩者兼有。所以，傳統領導可以是強製的，也可以是仁慈的，或者兩者兼備。在人類曆史長河中有很多這類領導的例子。在20世紀的許多組織中，命令和控製他人依然是一種非常突出的領導風格。當領導者和追隨者認為領導者擁有命令這個群體的權利或責任時，這種古典領導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這種認同的基礎通常是相信領導者通過以下渠道獲得了命令的權利：
出身(如國王)；
神職(如教皇)；
工業的、政治的或軍事職位；
某種具體的信仰體係(如某些邪教領袖)；
文化習俗(如部族首領)。
對於古典領導類型，領導者是領導的關鍵。囿於其傳統，在20世紀初期開始的對領導進行的科學研究帶有強烈的“偉人”視角——認為曆史是由那些超凡的個人塑造的。這些“偉人”理論認為，某些與生俱來的特質把領導者和非領導者區分開來。領導研究者的重點是確定那些與領導相關的特質，於是形成了領導特質理論。這個時期的領導特質理論將全部注意力放在領導者上，強調領導者具有一定特質對於領導活動卓有成效是至關重要的。有研究者提出了“大五”人格模型，把領導個性特質在廣義上定義為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宜人性和責任感，這一模型為許多領導者特質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特質理論在領導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
20世紀中期，領導特質理論的一些缺陷使領導特質研究日漸衰落。這些缺陷包括：大量的關於領導特質的早期研究都是描述性的，很少建立某種概念模型，明確界定領導以及關於領導與領導者特質關聯的前提假設。研究結果總是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所列出的特質總是永無止境的。而且，各種“領導者特質-領導”關聯無法在不同的領導情境中保持一致。領導者特質的普遍性受到質疑。一些研究者認為，雖然與領導有關的個人因素仍然十分重要，但這些因素應該與情境的需要相關。此外，領導特質理論研究者觀察和收集數據的方法也受到某些失誤和偏見的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