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況，又稱荀卿、孫卿（荀、孫二字古代讀音相近，卿為敬稱），戰國後期趙國人，主要活動於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至秦王政九年（前238年）之間，是先秦時期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司馬遷在《史記》中曾把他和孟子相提並論。
據《史記》記載，齊襄王時，荀子在稷下學宮中“最為老師”，曾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的祭酒。秦昭王時，他曾遊曆至秦，與昭王和範睢談論儒學之效和強國問題。不久回到齊國，卻又因遭受讒言誹謗而離齊至楚。據《戰國策·楚四》載，在此期間，楚國春申君曾任命他為蘭陵令。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園殺死，荀子也被免官，遂家居蘭陵，著述講學，直到逝世。
荀子逝世後，弟子門人在其著述和講學記錄等基礎上加以整理。編撰成書，其中也包含了某些弟子們言談的記錄。西漢時，劉向奉命整理內閣藏書，對流傳的各種版本去其重複，定為《孫卿新書》三十二篇。唐代楊倞為之作注，並重新調整了篇次，成為今本《荀的麵貌。
荀子所處的時代，正是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雄最熾烈的時期，也是我國封建社會製度逐漸形成並急劇變革的時代。在新製度下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已成為時代的要求，諸子百家就此紛紛提出自己的學說，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生當亂世而胸懷大誌、卓有學識的荀子針對當時的形勢，對孔子以來的儒家學說作了取舍發揮，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首先是“隆禮”，即重視禮。荀子認為，禮是“法之大分，類之綱紀”（《勸學》），是“治辨之極”、“強國之本”、“威行之道”（《議兵》），因而禮是國家政治思想的基礎。另外，荀子還強調“禮”的外化，即禮儀，認為隻有靠一定的禮儀，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上下等差關係，從而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富國》）。其次，禮、法結合是政治思想的顯著特色。荀子認為法和禮一樣，都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準繩。不過，統治者不僅要做到賞罰分明而適當，而且要與禮義教化相結合。這樣，“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刑。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從而樹立起“道德之威”（《強國》），建立起理想的封建製國家。再次，“尚賢使能”是荀子政治思想的積極方麵。荀子認為，君主必須做到崇尚、任用賢能之人。《王製》篇說：“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為此，他反對傳統的任人唯親和世襲製，主張“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道》），對宗周的血緣宗法製度予以否定。
荀子是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立足於現實，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要求人們“明於天人之分”（《天論》），大膽提出了“人定勝天”的思想，在哲學史上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荀子特別強調後天的學習。他認為，人性是“惡”的。正因為人性惡，才需要後天的外部教化和自我修養，提出了“學不可以已（《勸學》）”的教育主張。
《荀子》書中各篇大都通篇議論，有論點、論據，結構完整，說理透辟，標誌著論說散文的成熟。荀子學識廣博，論證中多引儒家經典文句，行文又汲取戰國縱橫家之長處，故行文句式整齊，辭采宏富，注重修辭的運用，語言頗具韻律美和形象美。為了指導大家閱讀《荀子》，把握其思想精髓，我們從中選擇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名言警句，以故事的形式加以闡發，期望能在趣味性閱讀中領略先哲的積極思想，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以促進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
由於荀子強調禮法並用，與孔子、孟子的政治思想有所不同，故被後代儒者認為是“大醇而小疵”，其著作沒有被列入儒家“經典”，而是被作為一般周秦諸子來對待的，而《荀子》的流傳版本也遠沒有《論語》、《孟子》那般繁富。今以1935年世界書局所刊《諸子集成》中所收的王先謙《荀子集解》為底本，選取名言四十八則，詮說其要義，並以故事深化其主題，使讀者領略《荀子》的精華。若要進一步了解原作，可閱讀董治安、鄭傑文彙撰、齊魯書社1997年出版的《荀子彙校彙注》，楊柳橋著、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的《荀子詁譯》，張覺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荀子譯注》，王森譯著、中國書店1992年出版的《荀子白話今譯》等今人整理譯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