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項研究大約持續了四年時間。2003年9月，我進入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CARD）從事博士後研究，恰值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上升周期，並出現局部經濟過熱，中央政府審時度勢采取了不同於以往的宏觀調控，土地政策開始作為一類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登上曆史舞台。土地宏觀調控作為獨特的中國現象，促使我的學術興趣開始從土地法學拓展到土地政策（土地製度）與宏觀經濟的關係。本書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觀點，是博士後期間在合作導師黃祖輝教授的指導下逐漸形成的。也因此，我的博士後工作報告《地根經濟：一個研究範式及其對中國土地製度改革的應用分析》構成了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我承擔完成黃祖輝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我國土地製度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之子課題《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機理、正負效應及其校正問題研究》，促使我更深入、係統的思考土地宏觀調控問題。本書第4章“地根經濟的市場基礎”是在和吳次芳教授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第11章“土地政策參與城鄉統籌發展調控”是參加楊學成教授組織學生進行失地農民問題調查和討論的過程中成稿的，這兩章分別凝聚和吸收了他們兩位的智慧。山世英博士幫我修訂了本書的部分數據分析。進入2007年，在徐旭初博士的督促下，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整理、補充和係統化，便形成了本書的體係和麵貌。浙江大學出版社責任編輯傅百榮先生對書稿的修正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一並致謝。
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我體會到，土地政策（土地製度）與宏觀經濟的關係是一項非常複雜、艱深，同時也是一項很容易引發學者的好奇心和使命感的課題。
1978年中國啟動轉型發展，按當年價格計算，2005年我國GDP達到183085億元，是1978年3645億元的50倍；1978年我國人口為9.6億，2005年人口達到13.1億，2005年人均GDP是1978年的36倍。中國經濟超常規發展的成果，既博得了全球範圍的驚詫的掌聲，也不時遭到諸如“中國威脅論”、“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糧食危機”、“中國能源危機”等的責難和質疑。事實上，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已經難以解釋和預測中國的轉型發展了。
比如，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貧富分化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如果一個社會的基尼係數超過0.4，社會的動蕩就進入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在已經公認超過0.45的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總體上仍然處於一種基本有序、相對穩定狀態。在轉型發展並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沒有按照西方一些理論家的預言出現糧食危機、金融崩潰、社會動亂、政權垮台和國家分裂。相反，卻是經濟依然超常發展，社會相對有序，政局更加穩定，國家更加強大。也就是說，現在的情勢似乎昭示中國是地球村中的特殊一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人類文明的一個特殊形態。
但是，這裏繞不開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假以時日，那麼，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終是否還是會按照西方的現代化理論框架和發展邏輯前進，或者最終將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相對獨立、穩定和持久的形式，中國最終將探索出自己的獨特的文明演化路徑，並發展出世界文明多樣性的一個典範？我認為，揭開這一謎底的鎖鑰就在於中國的獨特的土地公有製，在於土地公有製前提下的國家、產權和市場（社會）的關係，在於土地政策與宏觀經濟的關係。所以，隻要把公有土地與宏觀經濟的關係以及豎立其上的土地製度和國家上層建築的關係研究透徹了，我們就能夠充分肯定、全麵提出和建立“中國特殊論”，或者否定、拋棄“中國特殊論”。顯然，破解這一問題需要中國學者集體的、不懈的努力。
本書記錄了作者最近幾年探索這一問題的腳步，正如本書題目所顯示的，這是一個初步的探索和初級的成果，懇切期待學界同仁和關注土地宏觀調控問題的專家的批評和指教，促進這一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化！
靳相木
2007年6月6日於浙大華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