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民間同時也是一個藏汙納垢的聚集場所，在鄉土世界裏，從不缺乏性本能的衝動，從莫言的《紅高粱》開始，原始的激情就在這片鄉土大地上得到盡情的釋放，文學與性之間也一直保持著十分親密的關係。按弗洛伊德的解釋，性本能的衝動與文明秩序的恒久壓抑被視為本能與文明的搏鬥。可文明秩序在鄉土世界本身就是一個信號的盲區，千百年來，維係鄉土世界秩序的不是現代文明秩序，而是傳統的倫理道德。可是經曆了五四、“文革”的衝擊，現代文明秩序沒有建立在鄉土世界上，而傳統的倫理道德卻變得不再堅實。在小說中，一共有四對非夫妻關係卻保持男女之情的人物。他們是：二元和蘭英，八元與金鳳，趙華與月紅，胡申和吳寡婦。弗洛伊德證明，性本能的衝動固執地指向了快樂，這種快樂帶有某種不顧一切的放肆。在小說中，八元與金鳳、趙華與月紅堅持的就是這樣的原則，他們不顧一切地遵循著自己的生理需求，而對“文明、進步、美”這樣的人文概念缺乏道德上的認知。然而，這種民間的藏汙納垢的形態卻能得到鄉土傳統的維護，比如在二元與蘭英的問題上，劉鐵匠勸導三元時說的：“自古以來姐夫和小姨子清白的有幾個，很正常嘛。”一個“自古以來”包含著強大的曆史邏輯和規訓力量，在民間社會擁有著無與倫比的話語權。高耀山的深刻之處，是他敏銳地發現，在貧瘠的鄉土世界裏，人的尊嚴是與物質掛鉤的。小說之中，順子撞見自己的老婆金鳳與八元赤身裸體地抱在一起而呈現出來的那種猥瑣的神態，他懼怕失去金鳳這樣一個女人而成為光棍，即便金鳳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因為順子的貧窮，他丟棄了男人的尊嚴。關於順子思想鬥爭的這段描寫，著實讓讀者覺得震撼。弗洛伊德的學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性本能衝動的科學合理的闡釋，但弗洛伊德進一步論證的是：文明秩序是無法容忍性本能的自由放縱。我們允許性描寫在文學之中的渲染增彩，但身體描寫如果隻停留在單純的感官刺激而沒擔起引導“性”走向更高精神境界的責任的話，那麼作家的寫作還有待於成熟。而在《煙火人家》之中，“色”與物質產生了關聯，身體屬於了經濟體係（彼得·布魯克斯語）。不管作家是否是出於自覺，但高耀山確實寫出了“色”與之關聯的經濟屬性，同時也應了那句“人窮誌短”的民間古語。
民間敘事借助“食與色”的普適性得以推進，民間雖然擁有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屈從於人性的本質，但民間話語與現代性話語的衝突之處就在於，民間話語不再是一個固步自封的領域，它仍需要現代性的規訓和改造，需要創新的文明秩序來加以維持。“食與色”本身與現代性沒有衝突，但“食與色”如果依附於物質基礎的話，就與現代性發生關聯了，就需要接受現代性的改造。尤其在“色”的敘事上，將“色”遵循著性本能導入日常生活，同時又將其升華到經濟體係之中。從文學史存在的事實來看，知識分子是無法擺脫與民間之間的關係的，關鍵是以什麼樣的價值立場與原則進入民間。知識分子的啟蒙精神和理性的審視與批判在當下語境下進入民間是非常必要的，畢竟“偷情”和“偷雞摸狗”的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是不齒的，永遠不會成為正麵道德的典範，從高耀山筆下“八元”（偷情、偷雞摸狗之徒）這個人物可以看出，作家在堅持民間立場的同時更不會忘記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
政治的審視，從正反兩麵展開
《煙火人家》從基調上來講，肯定是一篇主旋律的作品。作為處於前現代的王原畔村來說，正如我前麵所說，現代性的展開隻能伴隨著政治話語而得以在夾縫中存在，政治話語在對鄉村世界祛魅的過程中充當著啟蒙話語。王原畔村的生存與發展隻有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才得以有效進行，這種敘事的邏輯對於高耀山這一代作家一點都不陌生，受“革命曆史小說”滋養的高耀山本能地選擇了宏大敘事的傳統。著名學者黃子平曾這樣評價：“革命曆史小說”“它們承擔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曆史’經典化的功能，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以此來維係當代國人的大希望與大恐懼，證明當代現實的合理性，通過全國範圍內的講述與閱讀實踐，建構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的主體意識”。（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2頁）時過境遷，主旋律小說的講述雖然不再如“革命曆史小說”那樣承載著建構國人在新秩序中主體意識的積極意義，但其表達的主題依然是在建構現實秩序的合理性。在小說中，我們經常能夠讀到一些國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