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永遠的宗教(２)
日本人做事非常認真。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魯迅對此深有感觸。1932年魯迅在輔仁大學講演時說道：“日本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做戲似的。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到一起，倒黴是必然的。”直到臨終前，魯迅還念念不忘這個話題：“我懷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氣質。我是羨慕日本人這一點的。中國人沒有這種氣質。不管什麼，總是用‘怎麼都可以’對付過去的。不改掉這‘怎麼都可以’，是無論如何不能革新中國的。” 日本人具有堅韌不拔的性格。日本列島麵積狹小，土地貧瘠，自然環境相當惡劣，而且時時刻刻處在地震、海嘯、火山的威脅之中。這個民族從小就在憂患中長大，由於飽受風霜磨礪，養成了堅韌不拔的性格。日本人的物質生活向來十分簡樸，因為他們不重視享受而重視精神力量，重視保持剛健頑強的心態。二十世紀之初，許多中國人東渡日本，去尋找救中國的捷徑。雖然那時的中國貧困已極而日本已走進富強，可是中國留學生最不能適應的卻是日本人生活的清苦。 “無論哪一個中國人，初到日本的幾個月中，最感覺到苦痛的，當是飲食起居的不便。房子是那麼矮小，睡覺是在鋪地的席子上睡的；擺在四腳高盤裏的菜蔬，不是一塊燒魚，就是幾塊同木片似的牛蒡。這是二三十年前我們初去日本念書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後，都市西洋化了，建築物當然改了舊觀，飲食起居，和以前自然也是兩樣，可是在飲食浪費過度的中國人眼裏，總覺得日本的一般國民生活，遠沒有中國那麼舒服。但是住的再長一點，把初步的那些困難克服了以後，感覺馬上就會大變起來；在中國社會裏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得不到的那一種安穩之感，會使你把現實的物質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擻，心氣和平，拚命地隻想去搜求使智識開展的食糧。……而且正因為日本一般的國民生活是這麼刻苦的結果，所以上下民眾，都隻向振作的一方麵去精進。明治維新，到現在不過七八十年，而整個國家的進步，卻盡可以和有千餘年文化的英法德意比比。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話確是中日兩國一盛一衰的病源脈案。” 這是鬱達夫對他日本生活的回憶與感想。他寫此文之時，當然絕不會想到自己會有朝一日死於日本憲兵的暗殺。事實上，大多數留學日本的中國人都對日本人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留下了深刻印象，並且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頗為欣賞。在日本留學多年的蔣介石回國後雖然位高權重，可是終生生活簡樸，每餐隻吃一小碗飯，生活起居極有規律，據說，這是在日本養成的習慣。蔣介石自己說，這樣嚴格的自律，可以保持精神健旺，有助於培養自己的意誌力。魯迅和周作人回國後，也保留了許多留學時代的生活習慣，終生不改。 日本人具有狂熱的意誌力。正是憑借這種意誌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悍然和整個太平洋沿岸的鄰居們開戰。這場戰爭力量對比的懸殊大大超過以往，當時的日本孤身與美、英、中、蘇、法、荷、澳等26個國家作戰，雖然最終日本失敗了，但日本人的意誌狂熱卻依然讓整個世界不寒而栗。老人們常常回憶，滿洲國的時候，三兩個日本人就能統治中國一個縣。在戰場上，很少有被俘虜的日本兵，他們往往戰鬥到最後一刻也拒不放下武器。戰敗之後，日本還曾湧過一陣“舉國玉碎”--以全民族的生命為代價拚到最後一刻以抗拒投降的全民族的精神衝動。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戰爭結束之後，還有許多日本老兵拒不投降，獨自一人在東南亞荒野中像野獸一樣生活。小野田中尉甚至在菲律賓的一個荒島上同美國部隊孤身戰鬥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雖然力量懸殊的這場戰爭最後戰敗，可是日本並非沒有勝機，這才是這個國家的可怕之處。 日本人性格中有一種永不服輸的傾向。古代曆史上，日本從來沒有像中國周邊其他小國一樣心甘情願地以小事大，做中國的忠順屬國。他對中國的臣服從來都是三心二意的。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中，國家元首都知趣地自稱“國王”，唯有日本自稱"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國“皇帝”的名號，而且比“皇帝”還要高一級。日本和中國一樣，自稱“神州”，而且自稱是“日出之國”，在寫給中央帝國的第一封國書中，開頭寫道：日出之國君主致日落之國君主。這個“夜郎”小國自尊心之強十分引人注目，事實上，也正是由於他的自卑才導致他的高度自尊。生活在中國這個巨大的先進國家身邊，日本沒法不為自己的體型瘦小文化落後感到深深的自卑。不過，日本人把這種自卑當做動力，“雖身不滿七尺而雄心萬丈”，從來沒有被自卑壓倒，反而更加刻苦努力。實際上，整個日本民族一直都在夢想著有朝一日，超越自己，戰勝中國。曆史上那幾次不成功的入侵大陸的嚐試充分說明了日本人對此的急迫。 日本人非常善於學習。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在學習外國時像他們那樣熱情，那樣認真，那樣到位。 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完全生活在中國文化影響之下。公元前3世紀，道教人物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東渡瀛海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藥；後來南征北戰，建國稱帝，被日本人尊為 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日本人還尊他為“司農耕神”和“醫藥神”。為逃避秦始皇迫害跟隨徐福東渡的墨家學派門徒們在日本繼續推行他們的墨家學說，後來演變成現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總之，徐福東渡，讓日本人汲取了大秦帝國的強悍精神，埋下了“狼性”的種子。 在中國最為強盛的唐帝國，日本又連續不斷地派出遣唐使，把龐大的中國文明運抵他們的小島，用盛唐高唱武裝自己的民族。從630～894年260餘年間，日本共派出正式的遣唐使計有12次，每次最多時300人到800人不等。遣唐使歸國後，效仿唐朝製度進行大化改新，使日本逐步建立起封建製度。在文化領域，日本大量吸取了唐朝的文化，仿效唐的教育，以儒家經典為教科書，也在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在生活習慣上，也習染唐風，學會唐朝製茶方法，後發揚光大，形成獨具風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陽節登高；他們還向唐朝學會了製豆腐、醬油、榨糖、縫紉等工藝；圍棋也於此時傳入日本。盛唐留給日本人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許多在中國早已演變了的古代風俗，卻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動地代代相傳。比如和服，就是唐時衣裝。席地而坐，榻榻米，也是唐時風俗。唐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正如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所說：“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堿水一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 日本還從中國學到了宋明理學。和中國一樣，宋明理學傳到日本也分為朱子學和陽明學兩派。在明治維新前的德川幕府統治200多年中，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其實是朱熹創立的朱子學，因為朱子理學有利於維護封建秩序和倫理道德，而陽明學則受到排斥和壓抑。日本寬政二年（公元1790年），幕府為一統朱子學，曾發布異學禁令；寬政七年（公元1795年）又明文禁止異學者進入仕途，把陽明學斥為“異學”、謀叛之學，而加以禁絕。在這種形勢下，一些有誌有才之士，把研究朱子學作為自己的專業，意在以此揚名於世。但在研究過程中，日本人很快就發現朱子學頗多固陋迂腐之處，而陽明學具有“陶冶人物之功”，所以到幕府末年，陽明學竟成了維新的誌士仁人普遍信奉的一種哲學。日本學者攝取了王陽明學說中“自尊無畏”的良知說，找到了自強自力的基本途徑。 王陽明，即王守仁，中國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世稱陽明先生。古人對陽明先生的評價向來是極高的，稱他為“真三不朽”，即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他的學說稱為陽明學或者王學。他的哲學思想，遠播海外，特別對日本學術界以很大的影響。日本大將東鄉平八郎就有一塊“一生伏首拜陽明”的腰牌。在日本，王學漸成為顯學。章太炎曾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陽明影響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多位俊傑之才，而且這些人因此而大力倡導吸取並普及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為明治初年日本大規模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知識開辟了道路，這無疑推動了日本社會的近代化。時至今日，王陽明也影響著稻盛和夫等日本企業界人士。 然而從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就開始脫離中國向西方看齊了。因為當時的中國已走向下坡路，落後腐敗，積貧積弱，在程朱理學的束縛下變成了一隻溫順、沒有脾氣的任人宰割的小羊了。中國已不能再引領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於是日本果斷地拋棄了它，把目光轉向了歐美，進行全盤歐美化。在明治維新後的數十年內就趕上了西方列強。在中日兩國的曆史上，幾乎隻有日本認為是強盛的朝代，日本才會和我國互派使者、和睦共處，而且還會以能到我國遊學、朝拜為榮；才不會無端的尋事滋事，騷擾我國的沿海邊境。 先天不足，激發了日本向先進國家學習的熱情。他熱誠地向你學習，卻絲毫不影響他那極為強烈的自尊，而隻是表明它的極為好強、不甘人下。事實上，他一絲不苟地向你學習，正是為了有朝一日超越你，把你甩在身後，甚至把你吞掉。甚至在羽翼未豐之際他們就已經多次嚐試向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挑戰了。公元663年，它就和唐帝國為爭奪朝鮮半島而進行過白江口之戰。正是那次戰爭的失敗，使日本人認識到唐帝國的先進和強大，激發了他們向中國學習的巨大熱情。而當它發現中國開始走下坡路時，那種幾乎與生俱來的傲慢天性又表露無遺。在宋朝被蒙古人滅亡之後，它就不再向宗主國中國進貢了。日本也許早就不願再卑躬屈膝地表示自己的臣屬地位了。宋朝的滅亡正好給了它中斷這種關係的借口。征服了整個大陸的蒙古人勃然大怒，在1274年和1281年，兩度派遣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渡海遠征軍入侵日本，眼看日本人就要為他們的倨傲而付出深重代價。然而突如其來的台風卻摧毀了忽必烈的十萬水師，使日本幸運地存活下來。後來，朱元璋在大陸上恢複了漢人的統治，可日本人卻無意再恢複朝貢傳統。麵對朱元璋發出的武力威脅的詔書，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國在回信中居然針鋒相對地叫板：“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且何懼哉？”朱元璋被這個桀驁不馴的島國弄得火冒三丈，但他汲取了忽必烈的慘痛教訓，不願為了口舌之爭而興師動眾，隻好以大人不計小人過的樣子宣布不與這個小國一般計較，以示大國胸襟氣度。從此，漢文化圈中，日本正式取得了獨一無二的不向自己的文化母國表示敬意的特權。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與中國一盛一衰，蒸蒸日上的日本看著中國在列強的欺淩下苦苦掙紮，心中湧起的不是同情而是蔑視。在他們眼裏，昔日印象中聰明能幹的中國人原來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而他們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優秀民族。他們稱中國為支那，中國人為“支那豬”、“東亞病夫”，用這些詞來作為中國幾千年前漫不經心地叫他們為"倭"的報複。甲午海戰打敗中國之後，這種蔑視又進一步發展為毫無道理的仇視。正如幸德秋水所說：“在對華戰爭時，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極端地發展起來了。他們蔑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而且這些不隻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發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著血腥的敵意。”在東京的街頭上，中國留學生往往因為衣著發辮而遭到頑童們的追逐嘲罵。民間的印刷品、傳說和詩歌充滿了對中國的汙蔑之辭，說什麼中國人是劣等民族，天性不思進取，懶惰退化，肮髒汙穢，等等等等。更為荒唐的是，他們認為日本民族的一些缺點也都是從中國傳染過來的，不是日本人本身所固有。這樣荒唐幼稚的說法當然也說明日本人性格的淺薄自大與不成熟。 一種學術文化，傳播到他國，常會產生新麵目、新作用，或者說新表現。“橘逾淮為枳”，這是壞的方麵；“天地變化草木蕃”，這是好的方麵。而在日本人身上，結的往往是善果而不是惡果，這頗值得國人反省。我們且以鴉片為例試分析之。 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分子比如英國人，他們販賣鴉片，幹出傷天害理勾當，可是他們自己並不吸毒。因為從一百多年鴉片消費的地區分布看，歐洲基本為零，亞洲最多，又以中南半島、印度支那各國和中國為最。1853年佩裏準將率領美國艦隊，第一次逼迫日本天皇簽訂通商條約，隨後西方四國艦隊炮轟下關，至此日本國門洞開。這種形勢與中國鴉片戰爭極為相似，但是結果迥異：大清政府因此更加腐朽墮落，而日本則產生劃時代的明治維新運動。 西方人在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同時，同時也向日本推銷鴉片。那麼，日本人會接受嗎？答案是令人震驚的！日本人很快接受了鴉片，但並沒有像其他亞洲民族那樣自己吸食，淪為鴉片的癮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學會利用鴉片賺錢，毒害別國人民。日本緊隨西方人，一度成為亞洲最大的鴉片輸出國，把鴉片賣到一衣帶水的中國和朝鮮。這個悲慘的事實讓國人痛心疾首。這就是日本人的精明！這就是狼與羊的差別！ 令人欣慰的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僅用三到四年時間，就完成清王朝和民國政府一個多世紀沒有完成的偉業。到1953年，中國政府宣布：中國大陸徹底鏟除鴉片，禁絕煙禍。帝國主義毒害中國人民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複返。 仇恨、友善、鄙視、尊敬、熟悉、陌生、欽佩、厭惡、羨慕、嫉妒……對這個被我們稱為“小日本兒”、“倭奴”的實際上的“大國”，我們張開口卻說不出話。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幾十年前那場大戰中日本人表現出的野蠻殘忍，那種肮髒、血腥的獸性表現絕對是整個人類的恥辱。因此我們仇視他們，在大大小小的網站關於日本的討論中，我們劈頭蓋臉地破口大罵，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讓他們淹沒在億萬唾沫星之中不可自拔。 麵對中國網民聲勢浩大的咒罵，一個日本人這樣寫道： “不管你們怎樣破口大罵，我很高興你沒有罵我們大和民族懶惰，沒能罵我們不認真，沒有罵我們貧窮，沒有罵我們官員貪汙，沒有罵我們忘記以前為國家利益獻身的你們所謂戰犯，沒有罵我們的女人沒有女人味，沒有罵我們窩裏鬥。 “我們大和民族不是因為罵人而崛起，我們是靠我們的勤奮，我們的認真，我們整個民族的團隊精神。 “我們的官員年年參拜靖國神社，因為我們不忘記先輩的犧牲，不管是不是殺過中國人。而你們的抗日戰士，還有百姓記得每年紀念他們嗎？就是你們被我們殺了的爺爺奶奶，你還記得祭奠他們嗎？” 這位新一代的日本“中國通”的話，不能不讓國人警醒。被別人擊倒在地，躺在地上大聲咒罵對方，對他能起什麼作用呢？一個在感動中過日子，靠罵人撫慰自己的民族，能有多大出息呢？不論何時，我們都不得不與這個國家同處一片天宇之下，不僅如此，還不得不與它“一衣帶水”，緊緊相依。因此，僅僅咒罵是不夠的。我們要摒棄老祖宗傳下來的精神勝利法，擺脫這種“羊性”束縛，研究對手和提高自己，“師夷長技以製夷”才是當務之急。往往是，笑對敵人，才是最高的戰略。隻有當我們學習日本這種民族精神，汲取（或“收回”）這種“狼性”，我們這個民族才算沒有白白在對日戰爭死去幾千萬人。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掌握中日關係的主動，才能化解兩國冷靜外表下的深刻敵視，才有可能與日本真正友好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