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當前中國社會抗爭運動日益增多的現狀，趙鼎新教授對其曆史和未來走向都有著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影響中國社會抗爭運動的變化有兩大關鍵性因素：一是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二是政府處理社會抗爭的方式與方法，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政府將社會抗爭引入製度框架加以解決的能力。在他看來，相比較於目前“給錢”處理社會抗爭的方式，製度化解決社會矛盾才是正道。
30年中國社會抗爭的變化
記者：您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社會上各類集體抗爭事件層出不窮”。那麼，80年代的中國社會抗爭是怎樣的？
趙鼎新：總體上，80年代社會抗爭運動主要是由“文革”和“極左”時代的後遺症引起的。當時的中國社會抗爭有幾個特點：一是大規模，二是政治化，三是針對中央的比較多。首先，整個80年代的社會抗爭運動基本上都是大規模的，當然也存在一些小規模的。譬如當時的知識青年就有近2000萬人，這麼多的人一下子都要回城會是什麼樣？更何況還有不少被“文革”耽誤的老幹部也要回城。
其次，當時的社會抗爭運動政治化傾向明顯。那個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思想比較統一，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他們都承認“文革”是“極左”路線的結果，是中國的一場災難，他們也在思考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實際上，這個事情就是當時黨內已存在共識，鄧小平就指出，像“文革”這樣的事情，在美國是絕對不會發生的。於是整個社會就對“強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反感—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反感其實也是知識分子在反感自己，因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在追求“強國家”，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夠拯救中國。這種情況下，社會抗爭運動很容易就被打上政治化的烙印。
最後，社會運動針對中央也很容易理解，畢竟“文革”動亂、知識青年下鄉這些政策，包括後來的因為實施價格“雙軌製”而帶來的“官倒”，都是中央政策實施的後果。
記者：90年代之後的情況呢，整個社會出現了哪些變化？
趙鼎新：在我看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個分水嶺。先是當時的“自由派”力量走向式微。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後，黨內的“左派”力量也遭受了巨大的打擊。當時的中國尚沒有體製外“左派”勢力，再加上百姓維權意識未起，大多數人一心隻想發財，整個社會的經濟在阻力極小的情況下進入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主導期。試想一下，一個社會在何種情況下“發展”得最快，那一定是在沒有社會阻力的情況下—社會阻力可以來自“左派”，也可以來自保守派或自由派，前者可能覺得你的政策會導致不公正，後者會覺得你還有其他的問題。但是，正是社會阻力的缺乏給了政府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國經濟在1992~2002年間有了極大的發展，迎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
站在今天的視角，我對90年代初中國的“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麵式微表示遺憾。政治和思想層麵上缺乏製約和均衡，使得中國經濟能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指導下得以迅速增長，而高速增長的代價則是環境汙染、貧富差距加大、地區發展不平等、社會保障體製衰敗、官員腐敗、農民的稅收負擔重、工人的下崗以及城市擴張進程中的拆遷等問題。隨著這些問題的出現，到90年代後期，抗爭就越來越多了。但是它們和80年代的抗爭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無論是工人的失業、環境汙染，還是土地征收拆遷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鬧，隻能找當地的政府或老板解決。如此一來，盡管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了，但是社會抗爭的地方化、小型化和經濟化的趨勢日益明顯。這一時期的社會抗爭有點類似於古代的農民起義，反貪官不反皇帝。
弱勢群體的抗爭就是當時形成的。所謂弱勢群體就是那些組織能力較差，而維權意識又較弱的一個群體。他們在當時的確是弱勢群體，沒有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的支持，他們的抗爭基本上是反應型的。當時老百姓剛剛富起來，麵對一些社會不公問題，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靠個人的途徑想辦法解決問題。譬如拆遷，如其鬧事還不如開個後門，一畝地賠不了多少錢，我就在地上種滿銀杏樹，讓政府多賠些樹錢。
記者：最近這些年又有哪些新變化？
趙鼎新：最大的變化是人們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了，主動型的社會抗爭日益增多了。舉個例子說，90年代一些化工企業是高汙染的，但是因為當地老百姓得到了一些補償，還獲得了一些在當時來說是高薪的工作，所以他們怨言不多，也不會進行抗爭。但是現在不同，如今這些化工企業屬於低端行業，不僅工資較低，也拿不出錢來對當地百姓進行補償了。同時，當地的老百姓在溫飽問題解決後也開始關注環境問題了。汙染變成問題了，而補償的錢又沒有了，老百姓當然就不幹了，他們肯定要維權了。總之，從表麵看，當下社會抗爭的性質和90年代相比沒有什麼區別。但是，這幾年網絡、手機的興起，維權意識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錢買安定”的思路，導致了社會抗爭從反應型向主動型發展，並且出現了民粹主義的勢頭。
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無理取鬧式的社會抗爭。必須承認，當前社會上出現的大多數抗爭並不是無理取鬧，但確實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過鬧事來獲得不應該獲得的賠償。譬如，上海一些買房子的業主因為房價下跌鬧事就是如此。
當前中國的社會抗爭並不嚴重
記者：對未來而言，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抗爭運動的走向如何？在您看來有哪些類型（或者群體）的抗爭會比較嚴重？
趙鼎新：首先，農民的集體抗爭可能會減少。90年代的農民抗爭，實際上是抗稅。因為當時地方政府變相的攤派實在太多了，可自2004年起，農民便不交農業稅了，這方麵的抗爭就少了。土地拆遷方麵的抗爭也會大幅度減少，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已經過了，且中央也越來越重視並明令禁止強拆問題。因此，這種類型的抗爭盡管還在，有時甚至很激烈，但已經不是主流了。
工人群體的抗爭則要看地區，90年代的東北地區夕陽產業工人的鬧事已經過去了，反而東莞等地方的年輕工人鬧事可能會增多。譬如事件“富士康事件”和“本田事件”就是一個信號。對於後一種抗爭，我以為有一個原則，即在麵對社會紛爭時，政府不應該出麵管太多，但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國家應當起協調作用，並用法律來規定包括罷工在內的勞資矛盾的表達方式和解決辦法，而不能陷入到勞資雙方糾紛的深淵中去直接幹涉，否則會使勞資矛盾政治化。
另外，未來一段時間內，其他的一些諸如維權運動、中產階級環保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可能會增多。隻不過目前關注的人比較少，相關的研究也不多，所以不被大眾注意。比如第二代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農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問題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專門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
最後，騷亂在中國將持續頻繁發生。中國國家的控製力較強，鬧事群眾的組織力較差。因此，無組織的騷亂就成了社會上各種怨恨的一個主要發泄渠道。
記者：近幾年社會運動可謂席卷全球，從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英國“倫敦騷亂”，再到“占領華爾街”等，這些和當下中國的社會抗爭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