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胡錫進一講起來,我們的擔心迅速降下來。他的坦誠和實事求是態度,對於尖銳問題毫不回避的開放精神,以及他話語之間流露出來對這個國家既愛又擔心的情懷,他充滿激情的生動語言,深深感染了會議室裏的整體氛圍。大家報以掌聲,發出陣陣笑聲,那些被擔心有可能鬧場的人也像是被這種氣氛融化了,隨著胡錫進的演講頻頻點頭,同周圍人一起微笑或者大笑。這樣的互動一定是中國各地大量講座中最令人羨慕的之一。

胡錫進的演講和他在環球時報社評裏表達的思想高度一致,他強調中國的複雜,以及世界的複雜。如今很多媒體的傾向同那裏評論員在微博上說的話是矛盾的,但胡錫進恰恰避免了“分裂”,就像他自己常常所說:他講的“真話”首先是他的真心話。

胡錫進的經曆使他有機會把中國的複雜性掰開揉碎。胡錫進當過11年兵,是1978年通過高考走進軍校的大學生。畢業後在山溝的基層部隊裏待過幾年,後又通過考研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因為學俄語和做了記者,親身經曆體驗了蘇聯解體帶給東歐的變化,他不僅在波黑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成為活躍的戰地記者,還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從歐美日這些發達國家到新興國家及窮國,他見了數不清的人,進入了大量尋常百姓家采訪。帶著這麼多鋪墊和視角回看中國,和隻從自己價值觀和利益的角度評論這個國家,當然是不一樣的。

這本書是由200多篇文章組成的,其中大多數文章都針對中國當時一件有影響的事。胡錫進的勇氣首先在於他敢麵對最尖銳的問題,拒絕在“敏感”的事和話題上做逃兵。通過這本書可以看到胡錫進談論中國的麵是多麼寬大,他走進了多少以往中國輿論的“禁區”。他有時給人以“藝高人膽大”的感受。把他的話題擺在一起,就展現了複雜中國的各種維度,他既是在評論,也是在記錄這個時代的中國。

胡錫進的文章都不長,但信息量很大,每個段落一般都很短,但說理透徹、解渴。據我所知,胡錫進撰寫的征服了中國大批有影響力的特殊讀者,包括一些高級官員、著名企業家等很多政商精英成了胡錫進文章的忠實粉絲。

胡錫進的文章裏常常提到中國所謂“左”和“右”的各種主張,但他所表達的思想顯然超越了這兩極,能看出他更看重“沉默的大多數”在想什麼,爭取幫他們發出聲音。他自己說,他在尋求中國人共同的“最大公約數”。

我慨歎他的包容和坦誠。他始終坦然地麵對問題,在緊張地進行著觀察、思考和探究,他願意麵對各種各樣不同的人。在他的微博上,從來也不刪那些看起來相當離譜的,甚至是帶有人身侮辱性質的留言。他似乎真的不計較那些言語的暴力帶來的影響。我要坦誠地說,我自己就在微博上,但我確實做不到這一點。但對於胡錫進來說,他需要的是通過真誠地對話讓人們一起麵對“複雜中國”,他的不計較其實來自於他清楚地了解他和“論敵”之間的分歧並不是個人的糾紛,而是麵對“複雜中國”的不同選擇,所以他根本不會計較那些浮在空中的虛幻的言語泡沫,那些東西傷不了他。他隻是在陳述觀點,講述看法,他始終是對事不對人的。他在發表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始終保持著得體的風度和理性平和的態度。在討論中尊重和自己不同的人,是胡錫進一以貫之的原則,因為他知道,這個“複雜中國”需要大家“合力”的推動。他從不畏懼討論,從不畏懼麵對不同觀點,這其實是胡錫進的最大特點。他總是試圖在分裂的“輿論場”上尋求更多的共識,尋求更多的相互理解和溝通。他從來敢於說出讓一些人並不愉快的“真話”,敢於不去取悅受眾,直截了當地揭示複雜的事件,麵對複雜的問題。他相信多數人的理性和明智。

久而久之,胡錫進漸漸地推動了輿論場上的一種思考:由於中國的複雜性,這個國家需要耐心甚至複雜的解決方案。他反對一廂情願和天真浪漫。他質疑那些希望中國瓦解和崩潰的聲音。他很清楚快速發展的中國有太多問題和挑戰,許多人所期望的改變其實也是他的期望。“左”和“右”不可調和的地方在胡錫進這裏是可以溝通的。因為他在尋找的是多數人的福祉和這個國家未來走得更好更穩。胡錫進可能看錯,發生偏頗,圍繞他的質疑和討論會反過來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但他對兩個底線一直堅守。

一是實事求是認識中國。胡錫進的經曆和閱曆使他了解中國的過去和今天,他知道我們走到現在的位置是多麼不容易。中國的變化除了我們自身的感受,還可以從中國人的日子同西方人生活差距的不斷縮小看得非常清楚。中國今天的樣子,中國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就是一百年前革命和思想先驅們所希望的,甚至超出了當時一些大膽的預期。中國已經走出近現代的低穀,向著更高的目標進發。中國永遠都會問題成堆,舊的走了,新的來了,中國不是用一兩個命題就能概括的國家,那種簡單隻能是一些人的虛構。麵對並接受複雜是中國人認識國家的起點,也是中國政治學實事求是的根。

二是實事求是改革中國。胡錫進知道中國今天的發展必須從現實基礎出發,不能搞推倒重來式的天真設計,也不能對任何外國模式采取教條主義式的照搬。他認為中國一定要避免蘇聯、南斯拉夫那樣的分裂,避免亞洲和非洲一些新興國家的動蕩,他支持國家平衡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認為實現這三者的相互促進是中國最大的政治。他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握著一手好牌”,把它打贏,是當代中國人對自己、也對子孫後代必須承擔的責任。

中國社會來到又一個思想活躍期,因為中國的變化帶來了大量可能性,也預示了某些不確定性。各種思想和主張正在中國激烈競爭,而它們的背後又往往是各種利益。互聯網上的辯論總是很尖銳,也很激動,它們在對現實生活產生我們一時還看不太準的影響。在這個時候,非常需要有人能夠保持清醒,並且敢於擔當,在輿論的喧嘩聲中幫助整個社會冷靜,把社會的思考帶向對我們所處位置和環境的判斷,以及厘清究竟什麼才是對我們最重要的,我們怎樣才能到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