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裏先生謂國防要素不外乎三：曰人、曰物、曰組織。有組織無錢可以有錢，無組織有錢可以變為無錢。他以為外國所究心的是原料不足問題，中國所應當究心的是組織不健全問題。中國人民未習於戰，試舉一例，曆觀一有事變，車站上逃難者即可阻塞交通。故平時運輸計劃雖完備，一有變故，即生意外阻礙，而一事波折，全局計劃為之停滯。組織問題實際就是如何位置得當。曆代的開國元勳都是在前朝亡國時代養成的。位置得不好，到處出亂子；位置得好，破壞力就變成建設力。百裏先生對世界各國的民族性，特別推崇英國。他說一個民族要有彼此容納性格不同的雅量，英國人公平比賽的精神，就是這一種雅量的表現。所以他最善組織，到現在還是世界之王。他又說組織力之最大表現即為國民總動員，此其為功政府統率之力十之六，而人民之自覺與習慣亦居十之四。誠能將民族之組織力發展，則國防之樹立易如反掌。
百裏先生論統帥之重要，謂倘無一個真正的將帥能夠很明白地確定應用所有的原則，那麼所有原則是仍屬無用的。堅強的決斷，巧妙的運用，和不斷的行動，這是一個指揮官的重要性質。他要過著嚴格的簡單的生活，同時還要有很大的謙衝，不以淺近的成功而自矜。最高指揮官還有一個重要性格，就是不要躬親細故，而要抽出時間來深思熟考。德國的失敗，百裏先生有一抽象的結論，謂“軍閥之為政，以剛強自喜，而結果必陷於優柔而自亡”。百裏先生論戰略，謂隻能靠攻與守兩種方式之適當聯絡，乃能對於自己選擇之要點，取強有力的攻勢。守勢之主要目的，是在戰線的一點或數點上，節省兵力下來，以取決戰的行動。用兵貴於出奇製勝。從世界戰史上看來，大戰爭之決戰，一定在敵人後方或側翼。指揮之妙即在正麵僅僅配置必不可少的力量，而將餘力用於側麵。他以為今日戰略上的持久主義與戰術上的速決主義，具有絕對不能相離的理由。戰略應於領導地位，戰術應隨之而行動。德國的失敗都是偏重了戰術，忘記了戰略。俾斯麥遺言，“德國萬不可東西兩麵作戰”，這是指遠大的戰略而說的。德國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嚐謂戰爭隻是政略的延長，不過變換一種手腕而已。
百裏先生竭力提倡瑞士的民兵製，以為正合於中國古代寓兵於農之旨。美國也是實行民兵製的國家，縱然以人民自由為立國基礎，然而準備之完善與數量之巨大，竟可為世界之模範。民國八年三月他在法國凡爾登要塞參觀戰時遺跡，炮台建築在地下，最深處距地麵有達十丈的，下有教堂音樂廳消費合作社種種。他慨然說道，文明國家雖在存亡呼吸之頃，對士兵的待遇和個人的享受，那件事不盡量的顧到。百裏先生雖然肯定的說，第二次大戰當以空軍為主力，但他深信地上組織比了天空組織（即指空軍軍隊）更屬重要。空中部隊還可以臨時編成，地上部隊決不能臨渴掘井。他主張陸海空三軍軍部應該統一於一個部長之下，不僅在教育上編製上可獲得很多的利益同時，在經費的適當分配上也有很大的效用。平時如此，戰時又有統一的指揮，那麼全國武力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統製了。
“馬拉鬆長距離的競走員，縱然落到了最後，也要竭盡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進。這是將來得錦標的唯一條件，也是運動家對於自己應負的道德責任。”這是《新兵與新兵法》一書的自序，也是最可寶貴的遺訓。百裏先生揮著如椽之筆，來鼓動人心，感召青年，其於創造中華民國的新國運，實有無比的威力。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四月鄞縣張其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