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觀念
對於我們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隻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曆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曆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持之有故，言之有據，可以說是基本要求。所以，學曆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曆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麼”，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曆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曆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裏，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隻是數據庫，不是曆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曆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河床的，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曆史，是“真曆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曆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裏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麵麵。
與專業的曆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麼”。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便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複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係列研究成果，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精神。[2]
由此便有了這樣的說法：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係構建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