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生寫家世的念頭應該很早了。三十歲那年，曾經寫過一本自傳，當時希望每年有時間修訂一遍，四十歲時出版，但寫好就擱在那裏，至今沒再看一眼。我們中國人的人生立得晚，將立未立或立起來時總是忙碌異常而少有心思做這類“自我整理”。
後來的刺激日漸增多。給父母“行孝”，父母或一起或單獨來京多次，每次相聚時我和父母都充滿了希望，但每次分別時都有些失望、懊悔。住京城芍藥居的時候，有一天，樓下的小兩口上來希望借用我家，給他家的南窗口安裝護欄，十幾層樓要裝護欄，我疑惑了一下沒有多問。護欄裝好一個月後，他們的母親從北陽台跳下去了。老人來京是準備“享福”的，兒子和媳婦也很老實，她為什麼選擇了輕生？我不敢深想下去……後來知道，京城有幾十萬這樣從農村內地來京“享福”的老人，他們語言不通，沒有朋友，走在小區裏像個“黴氣”（家鄉語，父親語），兒女忙得一天到晚難得跟他們交流，他們來到大城市生活，比到海外那些“蹲移民監者”更難受。
卜居雲南大理的時候，身在海外的同學、西方名牌大學的教授回國，專程來看我。同學跟我說起退休的母親，六七十歲的幹部，孤獨得要命，把他當做依靠，英語不通，卻再三再四地跑到國外去跟他一起生活，一次都在三個月、半年以上，讓他苦不堪言。我笑說，她不是黨的幹部嗎，應該有不少朋友啊。同學批評我，不準笑，五四反封建也不夠徹底，你們在國內也沒把五四的精神落實下來……同學很認真地跟我討論，家人之間的親情和“邊界”問題，家庭、宗族的小共同體跟國家、社會等大共同體的關係問題：為什麼大家希望在一起以助力借力，反而更多的是一起淪陷？因為說到底，文明是不斷地充分社會化的過程，也是充分個體化的過程，家族乃至國家應是這一文明過程的橋梁而非障礙。
雲南的朋友也跟我討論社會養老問題，說某地的養老院月收三千元仍人滿為患，昆明的收費低一些，一兩千元，但也是“火”得不得了。他們準備引進西方先進的養老經驗，做更好的養老院，比如給每個老人配一隻狗，給不同年齡的老人編組……我笑說，我寫過社會演進綱要，對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喪嫁娶中的“老”也有過設想，我是希望把“啃老”事業真正社會化，比如給每家老人配一個大學畢業生，除了陪護，年輕人的任務是給老人整理家世、傳記。這樣，老人、老人的孩子、待業的年輕人，三方受益。朋友說好，隻是開頭難啊。
回到京城後，發現有些雜誌的經營中，老人的回憶錄是重要的一塊。香港的出版朋友則說，他們每年收到的老幹部回憶錄有上千部，但大部分是垃圾，自吹自擂，自我遮羞。而社會上，也確實有年輕人服務於“夕陽產業”，在整理家史、家世方麵趟開了道路。至於輿論流行，“常回家看看”一類的溫情宣唱多年，“我們的大中國呀，好大的一個家”等等耳濡目染，讓我們不用調查即可斷言，家庭是我們社會仍在發揮作用的最重要的“細胞”之一。人們把安身立命轉換成安居樂業，把幸福轉換成跟家人團聚，把成家安家轉換成買房子車子，把成功轉換成父母家人湊錢給自己在大城市買下了房子……
盡管當代的家庭已經從傳統的“四世同堂”演變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單親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問題仍一以貫之。家世甚至從宗族家庭問題，演變成空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高富帥”和“屌絲”等詞彙的流行即是明證，“成份論”早已成為曆史，但今天我們社會又自覺自願地把“出身論”、“身份論”招回來了。“我爸是李剛”、“我老公是團長”等關鍵時刻的話語無意識中透露出我們對家人權勢的依仗。它也說明，有著數千年傳統的宗親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人們。如果說人們曾經認識到它有正麵作用也有禁錮作用，今天，它同樣維係了人間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醜惡。
“回家”的人仍是“無家”的人，社會失教的後果眾所周知。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等三大領域一塊淪陷，家教的汙染和匱乏也同樣嚴重。我們不知道如何跟家人相處，也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曾到樂山去，當地朋友帶我去參觀老人生活，老人們在一起打“二七十”的牌，類似民間的“上大人，孔乙己”，朋友說，你得支持啊，這些老人生活多健康啊。但有些子女說起父母沉迷於我們的“國牌”麻將來，也是絕望，說是對麻將比對他們子女還要親。印象中，學者朱大可先生曾嘲笑過這種東方大陸暗夜時代的“方城遊戲”。至於教育，一個朋友告訴我，他的親戚因虛榮和吝嗇，而讓自己的孩子得了精神病。一個同齡朋友罵學校教育，當兒子回來說上了“飛奪瀘定橋”一課時，他當即開罵：那是謊言，你不能生活在謊言中，不要相信這個社會教你的。他眉飛色舞地說現在兒子跟他一樣有覺悟。朋友後來感歎，他不過讓兒子跟他一樣玩世不恭了。